晋绥军将领小传
1、傅作义
傅作义（1895年6月27日－1974年4月19日），字宜生，山西荣河（今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1894年6月27日（农历5月5日午时）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
1905年入荣河县立小学堂，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1908年入运城河东中学堂。
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是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太原响应起义，傅担任起义军学生排排长，随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赴娘子关抵御清兵。
1912年，傅作义由太原陆军小学保送入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除学习军事课程外，对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城皋之战、孙曹赤壁之战等，产生浓厚兴趣。
1915年，傅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所有步兵四大教程及射击、马术等，考试成绩均优。
参加晋军
1918年9月，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任山西陆军第1混成旅（旅长商震）第1团（独立炮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少尉见习官。
1919年1月调升步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中尉排长。11月升任第2营上尉营。
1921年3月升任第10团少校团副兼技术队队长。
1922年，升任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队长，负责全团技术训练。1923年任营长，经常把自己的薪金补贴在练兵上，得到官兵的信赖。【3】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配合直系，率晋军攻占石家庄。傅作义营担任警戒任务，表现出色，得到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的嘉许，力保其升任第4旅第8团团长。10月，直军将领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组为国民军。
1925年1月调升第4旅（旅长谢濂）第8团上校团长。
1926年9月升任第2师（师长孔繁蔚）第4旅（辖两团）少将旅长。12月第4旅扩编为第4师（辖一旅一团），升任中将师长。
1927年1月，直奉联合晋军进攻国民军。平绥铁路上的天镇，是国民军的必经之路。晋军派傅作义第8团驻守天镇阻国民军宋哲元部历时三个月的攻城，未能将天镇攻下，由此显露了傅作义守城的才能，战后被擢升为第4旅旅长，旋又升第4师中将师长。
1928年南北统一。傅作义则率第4师附炮兵团奔袭涿州。10月初，傅作义利用奉军换防之机，从太原深入奉军腹地，一举占取涿州，造成对奉军的致命威胁。可是晋军各主力部队迭告失利，纷纷撤离京汉、京绥两铁路线，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傅作义只得采取固守待援之策。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死守涿州达百日之久。阎锡山鉴于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遂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经过往返折衷，谈判告成。12月30日，傅通电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乱”（《国闻周报》第五卷第二期）。1928年1月12日，第4师残部7000人出城接受奉军改编。
涿州之战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著名一役。它虽然是一场军阀混战，傅军也迫于客观形势接受改编，但傅作义能攻善守的军事才干却得到军事界的公认，由此使他一举成名。【4】
中原大战
涿州战后，傅作义在保定被张学良软禁，4月25日经友人侯少白、崔笑如等帮助，潜逃天津。1928年6月4日，国民党蒋、冯、阎、桂四大派系联合“北伐”告胜，南京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8月，阎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
1929年6月升任第16路军（辖第16军、第17军、第43师）中将总指挥兼第43师师长。
1930年4月第43师扩编为第10军（辖三师），升任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2路军（辖第4军、第8军、第9军、第10军）上将总指挥兼第10军军长。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傅作义被任为晋军第3集团军第10军军长，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战事。6月25日率部进占济南，兼任济南行营主任，所部继续南下兖州、曲阜一线。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宣告结束，张学良得以接管华北，共节制晋绥军。年底，傅作义率部移防绥远。
1931年1月16日，1931年1月16日因反蒋失败，第10军缩编为东北边防军第10师（辖两旅），降任东北边防军第7军（辖两师）上将军长兼第10师师长。6月17日边7军改称第35军，边10师改称第73师，改任第35军（辖第72师、第73师）上将军长兼第73师（辖两旅）师长。8月18日代理绥远省政府主席。12月28日实任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5】
积极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8日，傅作义与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1933年于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击毙日军246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1935年4月3日叙任陆军二级上将。6月27日获颁二等宝鼎勋章。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公然窜到归绥，活动傅作义主持华北亲日政权。面对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诱降活动和德王分裂祖国、叛国投敌的行径，傅作义怒不可遏。是年10月，傅到洛阳见蒋介石，坚决要求反击日军和蒙奸，以伸张民族正义。蒋介石要傅以忍让为主，非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对日作战。当得知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准备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的消息后，傅认为到了“不得已时”，11月8日晚秘密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进行军事部署。会上，傅对大家说：“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6】
11月15日清晨6时许，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
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傅作义亲临集宁前线指挥，命令部队星夜奔袭，出敌不意，抄袭敌后。日伪军猝不及防，至18日上午7时许，全线溃退。红格尔图战斗以我全胜告捷。
1936年12月4日，傅军击退敌人反扑后，乘胜收复了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领晋绥抗日军事全权。晋绥军共编第6、第7两个集团军，傅作义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8月，傅率部参加平绥路东段作战。由于第68军军长刘汝明作战不力，加之傅部动作迟缓，未能给在南口、居庸关、延庆、怀来一线的汤恩伯部有力支援，平绥路东段各据点于8月下旬相继失守。9月，日军板垣第5师团由宣化南下攻取广灵，傅奉命在雁门关布防。日军以雁门易守难攻，倾主力向平型关进攻，傅部奉命驰赴平型关接替第6集团军。当日军向傅部猛攻时，适八路军115师伏击板垣师团预备队和辎重队，歼敌千余人，给傅部以有力支援。日军在平型关受挫后，由东条英机察哈尔派遣兵团突破茹越口。傅向阎锡山建议由晋军主力围歼孤军深入的东条部，然后向板垣师团反攻。阎为保存晋军实力，拒绝采纳，致使东条部占领繁峙县砂河镇，拊平型关我军侧背。9月底，傅部被迫向五台山、代县、涡阳转移，旋奉命开赴忻口地区御敌。10月，忻口会战开始。傅作义指挥董其武218旅夜袭敌板垣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派部救援友军。忻口会战延续到10月下旬，历时23天，敌人遭受重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此时，娘子关失守，太原告急，傅部奉命向太原集结。
1937年11月2日，阎锡山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提出保卫太原，依城野战的计划。实际上，阎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已将晋军主力调往临汾等地，因此对于“保卫太原”，晋军将领个个缄默不语。傅作义虽知其不可为，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挺身而出，毅然请命。11月3日兼任太原守备司令部司令。
当时，傅部主力不过两个旅，虽训练有素，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但几个月来的南北转战，伤亡过半。仓促中扩充了部分新兵，又缺乏训练。6日，日军第5师团开始进攻太原城郊，驻防城外的军队纷纷溃退，倚城野战计划完全落空，傅部陷于独守孤城之境。7日，晋北和晋东的日军会合，在数十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及坦克掩护下，连续攻城。傅作义下定舍身报国的决心，激励部下英勇杀敌。并给荣河老家写信，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并以“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慰国人和家人。【6】
在傅作义誓死如归的精神鼓舞下，全军将士咸抱决心，奋勇抗敌。8日敌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接蒋介石撤退电令，傅作义率部突围，撤至石楼一带。太原守城之战，掩护了卫立煌、孙连仲、王靖国、陈长捷等部安全转移。日军虽侵占了太原，但也死伤惨重，无力继续南犯。
1937年12月升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辖第35军、绥远省游击军）上将总司令兼第35军（辖第73师、第101师）军长。
与共相处
1937年底，傅作义受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所部35军扩编为二师一旅，移防晋西北柳林镇，整军经武，以待再战。此时，傅部驻防区和陕北区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交换情报，建立联防。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次拜会过＂maozedong＂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后来傅部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maozedong＂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对傅部尔后的整军抗战起了积极的影响。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使傅部的抗日力量得到充实。
1938年初，傅作义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立政治指导室，指派周北峰为委员兼秘书，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中许多负责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担任。傅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规定废除打骂士兵；实行经济公开；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提倡军民合作；实行军政统一等等；制定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群众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做法，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老百姓的称赞，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氛。但却遭到阎锡山的忌恨，攻击傅“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并密电蒋介石，提出要将傅作义撤换。
时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返回绥远。他设长官部于五原，积极整饬军、政，除设立“动员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外，1939年5月在百川堡亲自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参加人员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先后举办五期，历时3月有余，对促进军政密切配合，壮大抗战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责难，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从重庆到百川堡，以“考察”为名，要傅排除共产党。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五原大捷
1939年12月，日军南犯长沙，为牵制和吸引华北日军兵力于塞北，傅作义主动请战，于19日夜，以35军为主力，配以骑7师，长途奔袭敌之重要战略据点——包头。大同各地日军调集重兵反扑。傅部完成牵制任务后撤回河套防区。此役往返行程近千里，历时半月，歼灭包头守敌两个团及援敌300至400人，毁敌坦克4辆。汽车60余辆。【7】
1940年春，日军狂言“膺惩傅作义”，从平绥、同蒲沿线抽调三万余人，汽车千余辆，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向绥西河套地区疯狂进犯。2月3日，侵占五原。傅作义又趁敌主力东撤后，于3月20日夜率部对盘踞五原之敌发起猛攻，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此役击毙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军300余，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获战利品甚多。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至此，连续150余天的奇袭包头、会战绥西、收复五原三战役，以五原大捷告终。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各大报刊发表文章，交相称赞。【8】
1940年4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傅作义嘉勉并为请勋。1940年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国光勋章”授予傅。但傅作义认为，“五原大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战的功绩，个人不应领此勋奖”，而加以拒绝。
主政绥远
1940年4月，傅作义患伤寒病赴重庆医治。7月返回陕坝，为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
傅作义自1931年接任绥远省主席后，便向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案，并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消解匪患，整顿税收、金融，疏浚河渠，发展工农业生产。1935年4月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二级陆军上将。至1937年，七七抗战时，绥远省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财政税收增加，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210万两，部队的装备和给养也有了改善，为绥远抗战准备了条件。
1942年5月4日，傅作义召集军政高级干部会，颁发职官十二戒条，规定：“绝不贪污腐化”，“绝不吸食鸦片烟、赌博”，“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绝不接受人民下级馈赠”，“绝不与商人来往、不兼营商业”等等，违者给以惩罚。
1943年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军工所修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
1945年夏，傅作义请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从宁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黄河流速、降波、河床变迁等一系列勘察。积累了珍贵的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
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确是绝无仅有的业绩。
2、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晋绥军早期将领。历任河北省主席、山西省主席，河南省主席。抗战时期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战后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是少有的在军事，政治，外交上都有突出表现的人物。
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字启予，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先后入保定陆军建成学堂、东北讲武堂、天津讲武堂。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民国成立后，任山东第二混成旅旅长，陆军部高等顾问。1914年在陕西陆建章部下任团长，同年投阎锡山。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晋军前敌总指挥、山西省政府主席。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三集团军右路总指挥、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军长、第二军团司令。1935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天津市市长、北平政治分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日本人多次拉其合作，实行华北五省自治，均拒绝。1936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三十二军军长，为抗日救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38年入江西，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外事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处中国首席代表、蒋介石总统府参军长、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后辞职留居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回国参观访问。
革命青年
商震，字启予（亦作起予），河北保定人，生于1888年。商震出身寒微，自幼失怙，秉赋聪明，学习勤奋。少年时得其舅父所助就读学塾。
1905年，17岁的商震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在普通科补习英文及文、理课程，后分发到步科学习。在陆军速成学堂，商震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一些邀进的民主主义者。
1906年，被校方以“煽动革命”罪开除学籍。同年夏，商震辗转到沈阳，先协助蒋慕谭同志创办商业技术学校，后到辽阳与陈干办起了八旗小学堂。期间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宣传革命。不幸又被扣上“诋斥官府”的罪名逮捕。获救后，东渡日本留学。
1909年，奉同盟会的指示回到长春，继续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的宣传工作（主要是争取绿林“马贼”革命）。身份暴露后，逃至辽宁锦州。
1911年初，商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驻锦州之新军某部随营学堂。随即，被保送进沈阳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编入彭家珍（革命党人）任队官的学兵营前队。通过彭家珍，商震认识了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东北同盟会领袖之一的张绍曾，参加了冯玉祥、施从云等创办的“武学研究会”。武昌起义后，商震回到旧游之地辽阳发动起义，因事不机密，走露风声，无功而返。
1912年初，商震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率领民军300余人，在烟台登陆。不久，南北议和达成协议，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赋闲”于北平。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商震因参与而获罪，被“京畿军政执法处”扣押，成了陆建章的阶下囚。这时的商震虽年仅25岁，却已经历过八个年头的风风雨雨，成熟干练，有勇有谋。并因此而引起执法官陆建章的注意。经冯玉祥等力保获得自由后，急于寻求出路的商震改投于陆建章麾下。
1915年商震任营长，随陆部赴陕西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后升任团长。陆部入陕，白朗被逐，陆建章取陕督自代。年末，国内纷纷举兵讨袁，胡景翼等酝酿起义。
1916年初举事成功，拥陈树藩为陕督，驱逐陆建章。商震时驻与山西一河之隔的绥德，因在陕难以立足，无奈之下，乃率本团大部人马，东渡黄河，投靠山西。
晋军主将
商震到山西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暴，阎锡山有望摆脱羁绊，重振旗鼓之际，因此，商震受到了欢迎和礼遇。原有一个团的建制原封未动，仍由商震任团长，另将杨爱源营补充了进去，以为充实，当然也有监视的成分。商震亦不负阎锡山之厚望，出手不凡。事有凑巧，1917年的7月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勋复辟事件。6月，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权衡利弊选择了拥护段祺瑞的立场。7月1日，复辟丑剧登台。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7月5日，阎锡山即派商震率领所部由石家庄北上，参与“讨逆”军事。“讨逆”事关重大，商震部甫入晋军，就奉派出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阎锡山意在考验，“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商震无疑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不敢有丝毫的含糊，接到命令便整装出发，一路北上。在各路大军的同力征讨下，张勋节节败退。7月8日，张勋所部大败于京城外围，张勋坚守城门不出。7月12日，讨逆军下令总攻。商震被委为讨逆军西路第五纵队司令，奉命协作攻城。总攻发起后，各路军次第攻入城内，并乘胜肃清各据点。惟天安门等处尚有复辟军顽固抵抗，炮火甚烈。商震赶到后，急调山炮实施攻击。在炽烈的炮火下，张勋残部不得不缴械投降，讨逆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商震也因此给阎锡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完成讨逆任务后，商震率部返省。8月，阎锡山收回旁落的军权之后，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每旅辖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商震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阎锡山的赏识，升任第一混成旅旅长。
就在阎锡山着手扩编军队的同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战争”，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抗击北洋军阀。1917年9月间，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独立，联合桂军，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电报阎锡山，命其出兵湖南，援傅作战。阎锡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当话题转到“派哪一旅去最合适”的问题上时，阎锡山单刀直入，再一次点了商震的“将”：“依我看，启予在外边跑的地方很多，经验丰富，声气也比较灵通，最好是启予去。大家以为怎么样？”大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就这样决定了。商震奉命率第一混成旅两个团，外加周玳一个炮兵营，随即开拔，兵发湖南。山西的军队远征到千里以外的湖南，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军官都是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太原出发。坐正太火车到石家庄，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商震率部入湘后，接受傅良佐的指挥，在永丰前线与桂军马济、韦永昌部交火。商震晓谕全体官兵：“本旅奉命死守永丰阵地，有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军令如山倒，将士全力抗击，坚守阵地十几天不动摇。正当商震激战前线坚守待援的时候，王汝贤、范国璋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悬永丰，形势危急。在全局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商震率部撤出战斗，经湘乡，退入湘潭县城后，被湘军包围缴械。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阎锡山四分之一的家当，远赴湖南后，阎锡山无日不在关注。听到北洋军失利的消息，阎锡山再也坐不住了，速派副官荣鸿胪、张汝苹先后赴汉口、岳阳一带打探究竟。不日，即有商部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商震出发时曾向阎保证得胜回营，不料竟落了个“大将南征胆气豪，缴枪没有打收条”的下场，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加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意延揽（在湘潭缴械后，商震以下各级军官被解武冈，羁押于基督教青年会中。所幸商震谙熟英语，求得一西方牧师相助，逃至汉口，着手收容旧部），举棋不定。荣鸿胪、张汝苹探知这一切后，紧急电告山西。阎锡山再派副官长李德懋昼夜兼程，赶赴汉口，面见商震，婉言相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受阎锡山一片诚意的感召，商震毅然排除杂念，返回太原。见到阎锡山，商震面带愧色，主动请罪。阎锡山则不迭声地说：“胜败乃兵家之常”，极力抚慰。并设专宴，接风洗尘。商震有感于阎锡山的知遇之恩，决心死心塌地地在晋军中效力；阎锡山以一个混成旅的代价，换回了一员得力战将。
征湘归来，第一混成旅的番号保留，商震遵阎锡山所嘱继续收容旧部，建制渐次恢复。1920年3月，出于扩大军工生产的需要，阎锡山将原来的“山西陆军修械所”（建于1914年，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与“铜元局”（1917年前后设立，以含铜量%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范围内流通）合并，组成“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学识和见识而言，商震在当时的晋军将领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阎锡山推举商震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总办。阎锡山的进一步重用，使商震如鱼得水，拳脚大展。实习厂在他的主持下，“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军事工业的规模一步步形成。实习厂成立之初，其16个分厂，职工500余人，机器63部，已能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9月相继投产。这年7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军人工艺实习厂，取消总办制，商震虽然没有了明确的职务，但是仍然过问军工事务，直到1927年。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1924年冬，阎锡山为要出兵石家庄阻击吴佩孚北上，故意虚张声势，将原有的十个团改编为十个旅，搭成一个空架子。军队返回太原后，又进一步充实扩编，增加了一个旅，总兵力达到十一个旅；并成立第一、第二两师，分辖第一至四旅。商震升任第一师师长。扩编完毕，樊钟秀来攻，大败晋军蔡荣寿部，经峻极岭进入山西辽县（今左权）。危急之中，阎锡山派商震率第二旅第三团全部、第四团两个营，以及第三旅第五团、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驰援。商震从一位美国牧师处借来一部汽车，率先到达前线。鉴于形势危急，他果断地处决了十七名临阵败逃的官兵，使军纪为之一振。然后挥师猛攻寒王镇樊军总部，樊军全线溃败，撤回河南。与樊钟秀之役，一扫征湘失败带来的阴影，商震作为一员战将，擅打硬仗的形象重新树立了起来。
绥远都统
1925年夏，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民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地盘，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阎锡山开始采取联直吴、奉张，反冯的立场，战事连续发生，商震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26年春，阎锡山答应吴佩孚配合扫除北上障碍。他交待商震：“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奉阎锡山之命，商震率其第一师出兵，以抓孔庚为借口，攻占顺德。接着，又北上保定，收编了国民第四军魏益三部（不久前刚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军序列），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驻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大同指挥作战。5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别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这时，张作霖急电阎锡山：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是否可将你的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鄙处骑兵打到察北，占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8月上旬，奉军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商震乘势指挥所部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一直打到归绥，从而把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地区。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9月3日，阎锡山电报商震以前敌总指挥代理绥远都统。
与商震率部打到归绥几乎同时，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后，国民军旧部纷纷重归于冯玉祥大旗之下，绥远形势变得严竣起来。为了不与国民军再起冲突，商震向阎锡山转达冯玉祥“望合作救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愿望，并提议“避让弃绥”。阎锡山权衡再三，听取了商震的建议：“我方观测大局，权衡利害，当让奉方单独解决。执事主张避让弃绥，尤为明切。然奉方作法及大局变化颇有观察之余地。我方似不应取决绝主张，致失机宜。须本昨电意旨，先将第一期应撤之队伍，速令开回；俟布置妥当后，该都统候令将军民两政，交属僚代拆代行，回晋一次，以便面商一切可也。”于是，除留一师两旅驻绥外，其余在绥部队陆续撤回山西。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阎锡山易帜，商震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随即，奉命沿京绥路向奉军发动进攻。在遭到截击后，毅然舍弃大同、天镇等地，全军撤守雁门关，凭长城固守，奉军屡攻不克，双方长期对峙。1928年2月20日，商震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长，辖第一、四、五、六、七、十五各军。战事发动，他以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左、中两路作战主力，完成从侧背进奉军的任务，在配合右翼部队正面进攻的同时，一举攻占察绥。北伐成功后，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由统兵将领变成了方面政务大员。
自主奋斗
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早在代理绥远都统之时，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于短期内在归绥创建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北伐完成后，他以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蒋介石的大旗之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易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扩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进行干部准备。同时，他还通过张学良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成立一个师。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显得有些幼稚。他没有看到蒋介石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各势力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局面下，他的河北省主席实质上是阎锡山在各集团的政治争斗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说仍然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对于他的独立企图阎锡山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就在商震陶醉于摆脱阎锡山羁绊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时候，1929年8月10日，一纸“调令”把他由河北省主席变成了山西省主席。
调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是阎锡山使出的一个撒手锏，不动声色地把商震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过去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阎商关系的转折点，最终导致了商震的离山西而去。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政治、军事、经济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却只有俯首就范的份，阎锡山的能量与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回到山西后的商震虽然仍为省主席，但一开始就陷入有职无权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之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被晾在了一边。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第三十二军冯鹏翥师之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军队整编未竣张学良未予发饷前，各部队均以贬值晋钞维持。商震则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非常对立。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这样一来，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军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歪打正着，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就势借口奉蒋介石中央之命，出兵拦截举兵进攻奉张的石友三部，率旧部高、黄两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出娘子关，东开河北，脱离了他赖以发迹的山西。蒋介石赏识商震的才干，早有延揽之意。商震脱离晋系后，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仍领有第三十二军军长一职，并迅速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两万余人【2】。
抗战军兴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第三十二军被编入第二军团，商兼军团总指挥。3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二十八联队一部窜入冷口，到达姚家庄附近，并占建昌营。商即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附骑兵一部由滦河西岸经松树营、爪村兼程前进，驱逐建昌营及冷口之敌，同时令第五十七军派骑兵一部于抚宁、卢龙、台头营等处遥为呼应。3月21日，敌机10余架猛轰建昌营及冷口各阵地，继之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至23日夜，守军伤亡颇重。24日，商鉴于情势紧迫，于午后率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两师长及炮兵指挥官亲赴第一线，激励前线士兵。爱国官兵士气大振，与敌展开血战，终迫敌退据肖家营子及以北地区。4月3日，敌机大肆轰炸冷口后方迁安县城一带，并连续派小股部队侦察白羊峪、擦岩子口附近地形。商震判断，敌有进扰左翼阵地企图，乃急令第一四一师派有力部队扼守此地，以防不测。4月9日晨，敌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10日，敌突破樱桃园、白梨山鞍部阵地，界岭口方面亦请求增援。商震一面电请北平军分会调丰润之第四十军向太平寨方面急进，一面令第八十四师率部增援冷口，并令驻古冶之第一四三师之1团向建昌营推进。至入暮时分，马道沟、燕窝口等地相继失守。商震以燕窝日关系全线安危，乃急令第一三九师于10日晚分兵三路向敌反攻。各部均受敌火力所阻，伤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敌沿长城向东席卷而来，而我增援部队远未到达，商震遂命守军撤至冷口以南预备阵地。撤退中，遭日军飞机轰炸，遂成溃军。商震只好改令部队撤至滦河右岸既设阵地。5月底，商震部调回北平。1935年4月3日，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1935年6月商回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备司令。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发表了《东征宣言》。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震对南京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不愿将实力消耗在对红军作战上。他连夜乘车到南京，面向蒋介石申述自己当年脱离阎锡山之羁绊，并借口与阎不睦，无法合作，拒绝从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商震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1940年，商震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宫，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介石嫡系。不久，跟随商震多年的中将周思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人各有志，走就走吧。”
周恩来在重庆，通过王兴纲向商震要求代为寻觅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孙炳文与老革命家任锐所生的儿子任名世的下落。商震明知特务监视，但他得知是周恩来委托之事时，仍然冒着危险转托宋肯堂，辗转找到了任名世，并使之安抵延安。王兴纲到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仍以商震为依托。后又为了王兴纲的安全，派人护送他离开重庆。
外交长才
1940年6月，商震调任重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从此也就结束了30余年的戎马生涯。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他如鱼得水，尽展生平所志，成为那个时代盟军中的外交干才，蒋介石对他极为器重，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
考察缅印马战区
商震从陆军上将调任外交战线，一方面是由于他擅长英语，能和外国人直接对话；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擅长交际，有外交天赋。商震的这些优点使其在兼任军委会外事局长后，与英、美军事人员接洽顺利，颇受好评。
1941年初，当日军危及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时，中英两国就共同保卫缅甸进行了具体讨论。为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中国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1941年2月出发，先赴缅甸，在考察了缅甸的地形、交通、气候、军事设施、民情等情况并进行研究后，商震等人认为，日军一旦与英国开战，将首先在缅甸境内击溃英军，腰斩滇缅公路，而不会先在中国境内切断滇缅公路。因此，中国军队应尽早以三至五个军的兵力开赴缅甸，配合驻缅英军布防。这些判断和建议集中体现在考察团提出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中。这份计划书得到军委会认可后，立即转送驻缅英军。随后，商震又率团赴印度、马来西亚进行三个月的考察。回国后，考察团编写了长达30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连同前述计划，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报告书送交英方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英方没有做出积极回应，一是因为其自诩力量雄厚，认为日军不敢轻易向他们挑衅，盲目相信即便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也不会选择在缅甸境内；二是英国担心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人数超过英军，将会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故不同意中国立即派兵去缅甸布防。英国的傲慢和无知最终使商震考察团的计划及报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开罗会议高参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是战时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商震能以蒋介石首席随员身份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盟国首脑会议，充分说明蒋介石夫妇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出席开罗会议前，商震已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起，精心拟定了要求美国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和要求英国协同配合反攻缅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为中方高级将领，商震同美方高级将领乔治·马歇尔将军、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英方高级将领蒙巴顿将军等一起就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开罗回国后，商震又根据开罗会议的决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缅甸的具体作战计划。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中国未能参加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谈，而只参加了美、英、中第二阶段会谈，但商震等人还是坚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在会议的闲暇之时，也与美、英两国代表保持联系，并就会议要旨进行了积极沟通。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七点补充建议，其中三点被提交给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最终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英、美代表对包括商震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驻美军事代表团
1944年3月，为促进中美谅解与合作，争取美国扩大对华军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军事关系，蒋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称，商震任团长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各界都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中、美、英加强军事合作之举。该报还称赞商震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多年，经验丰富，必能胜任新职。
5月17日，商震一行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政要就加强对华军事援助进行了交涉。5月30日，蒋介石致电商震指出，日军已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请其转告马歇尔将军，加强第十四航空队的实力。5月31日，商震代表蒋介石向罗斯福总统表示，为挽救豫湘桂战场危局，希望美国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这一请求遭到美方拒绝。1945年3月，商震又与美国军方要员李海会晤，就苏联对日作战及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等问题进行晤谈，并就雅尔塔会议是否有秘密协议之事进行探询。李海委婉告知商震，苏联对日作战一事已有规定，而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一事仍需时日，至于雅尔塔密约之事则未作表示。
尽管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商震的工作成效有时不尽如人意，但在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商震充分显示了其精力过人、处事勤勉的优点，他为争取中国战场急需的物资装备奔走不息的敬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表现甚至赢得了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宴请。
力主废除天皇制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受降。1946年下半年，首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因在东京私生活失检而被撤职调回国内，商震奉派继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6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在二战中犯有弥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在此之前，由各同盟国家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已先期抵达日本，并围绕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举行军事代表团辩论会，商震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会议。期间，商震代表中国在辩论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指出，不论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以后对中国长达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作为日本惟一的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惟一最高统帅，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中国坚决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商震的慷慨陈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心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天皇制未被废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但商震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辩论不容忘却！【3】
1949年3月，商震辞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受到朱德、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东京，享年90岁，商震一生不断追求进步，晚年虽定居日本，身在异国他乡却念念不忘祖国。逝世后，其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3、杨爱源（1886年—1959年），字星如，号革非，山西省五台县门限石村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保定军校毕业，长于练兵，短于作战，虽没有特别的成绩，但因是阎锡山的五台同乡，忠厚老实，因此一直是阎锡山嫡系的嫡系，先后给商震和徐永昌当过监军，官至察哈尔省主席，二战区副总司令，1949年后护送阎锡山的财产去了台湾。
杨爱源系晋军主要将领。跟随阎锡山三十多年，历经晋绥军的发展、壮大与衰亡，先后担任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曾获二等云麾勋章、晋授一等云麾勋章、二等宝鼎勋章、晋授一等宝鼎勋章、胜利勋章、忠勤勋章。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指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抗战时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协助阎锡山管理军事，1948年，从上海去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59年病逝于台湾省。
商震的副手
阎锡山的嫡系
山西省五台县人。生于1886年，排行第一，幼读私塾，祖上务农。1907年，21岁的杨爱源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二期，弃耕习武。1912年转入培养初级军官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杨爱源完成陆军学校的学业，暂入北洋系段祺瑞部见习。见习期满后，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回山西督军公署服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比较正规完善的军事学府。出于尽快充实晋军的考虑，阎锡山对军校毕业生倍加珍视。因此，杨爱源一入晋军，即被委为连长。旋即又升任营长。1916年初，阎锡山将投晋的商震所部编为一个团，杨爱源营编入商团，借充实之名，行牵制之实。这样，杨爱源一度成为商震的部属。杨爱源在晋军中以为人忠厚，谨慎职守著称，因此在得到阎锡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亦颇有人缘。曾为商震部属的杨爱源，后来一直与商震同步升迁，商震非但不忌，还引为知已，以至于在离晋之后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说：“星如对震，情谊深厚，始终如一。”
1917年秋，杨爱源率所部第一团第三营随旅长商震赴湘作战，遭遇伏击，大部分官兵被俘缴械。当时晋军满打满算只有两个整旅，一个旅血本无归，损失可谓惨重。消息传回山西，深感折翼之痛的阎锡山焦急之余，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却是：“打听杨爱源的下落。”对杨爱源的关爱不言而喻。也正是因为有阎锡山的关爱，湖南败绩，损兵折将丢盔卸甲以后，杨爱源不仅没有蒙受处分，而且官升一级，由第三营营长递补第一团团长（团长蔡荣寿调任新成立的第十团团长），跨入晋军高级将领之列。
此后，随着晋军的一次次扩充，杨爱源步步升迁：1924年冬，阎锡山实施第二次扩军，杨爱源由团长升任六旅少将旅长，并独立于商震第一师（晋军统编为两师十一旅，第一、二两师分别辖第一、二和三、四旅，其余各旅直辖）之外。1926年的“讨冯”之役结束后，杨爱源因率所部参加商震指挥的中路军作战，一直把国民军逼退至西北地区，论功行赏，升任第六师中将师长。易帜北伐前，晋军第三次扩军，原有之师的番号一律改称为军，杨爱源再升一级，成了第二军军长，与商震、徐永昌齐名。
随同商震卖车皮
1926年阎锡山联合奉、直军打败冯玉祥后，夺得绥远地盘，商震为绥远都统，杨爱源率第六师驻扎丰镇。平绥路由于战争关系很长时间不通，平津方面商品不能运到绥远，绥远方面土产不能运销平津。迨战事一停，商人亟欲运货，而铁路车皮多控制在军队手中，乃想方设法向军队购买车皮；为了避免沿途税关措索，并贿通驻军派官兵押运。计由包头到天津一往返的车皮费、押运费，不下数万元。商震在绥远都统任内头半年，出卖车皮所得闻达400余万。杨爱源驻丰镇也扣有少数车皮，曾同商震一样搞了好几次，师部人员有的分了些余沥。后来绥远卖车皮的风声被阎锡山知道，要严厉查办，商震得悉，先将替他专办该项勾当的亲信中校副官郝某枪毙，以郝私擅盗卖搪塞了事。当郝某被扣时，我记得杨曾密电商震为郝缓颊，复电说接讯较迟，已经执行。其实去电到时郝尚羁押。
晋军训练总监
还在1926年冬，鉴于晋军在不断扩充和连续作战（先是出兵石家庄堵截直军，又是反击攻入辽县的樊钟秀部，再就是讨伐冯玉祥国民军）以后，亟需整顿的现实需要，阎锡山组建晋绥军训练总监部，委杨爱源兼任训练总监，负责全军的整训。在训练总监任内，杨爱源从晋军的实际出发，结合孙子兵法的战术原则，总结出“节短势险”的作战方略，并在对各部队的督导中强调“二百米以外不得放枪”的战术要求，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北伐讨奉时，傅作义率部守涿州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战例。
定县瞎突围
1927年山西出兵北伐，分左右两路，左路出京绥路，右路出京汉路。杨爱源率第二军的3个师（第二、第六、第十二师），和炮兵3个团，机关枪半个团（那时山西只有机关枪一个团）出正太路，截击京汉路奉军。初攻很顺利，第二师、第六师连占正定、新乐、定县等县，前线进至清风店一带，才被敌人顶住。军部和总预备队第十二师到达定县县城后，被奉军戢翼翘军3个师迂回包围。第十二师师长杨效欧以定县城大、兵力不敷分配，坚主撤守西关。激战5昼夜，阎锡山派第十旅卢丰年旅1个营增援无效，到第6天的拂晓，决计突围撤退。守西关的全部官兵，由西门突围向曲阳转进，经行唐、灵寿、获鹿等县退回娘子关，清风店方面的两个师同时撤守井陉一带。从定县西关突围之前，原认为一出关门必有重大阻击，伤亡不少；可是出关没碰着敌人一枪一弹，很觉诧异！事后侦知，戢翼翘因为得悉后方涿州被晋军袭击占领，已经解围而去。杨爱源这一突围，真是瞎突了。
由于山西北伐兵力以杨爱源第二军为最雄厚，一般人对右路军期望很大。迨定县撤退，全局改取守势，各方责言都丛集于杨的一身。杨认为原定北伐整个出兵计划，规定了各军作战进度，某军某日应达到某处，第二军完全按规定的进度进展，其他各部多未依限达成任务（袭击涿州部队也迟到五六天），以致奉军能够齐集兵力反击第二军，第二军奉令撤退，根本没有错，今竟成了众矢之的，实在冤枉，因而要拟辞职电稿。胜败兵家常事，打了败仗，众人责难，打了胜仗，众人要转而恭维，北伐战争一定胜利，莫说奉军把我们赶回山西本境，就是赶到黄河，最后他们还是失败的，何必愤懑这一时。他固执要把辞职电发出。次日阎锡山复电慰勉，并通电各部，把失败之咎归到他自己身上，以杜众口，杨始释然。
徐永昌副手
察哈尔省主席
1927年、1928年的两次北伐，杨爱源先后在第二军军长、第三军团军团长任上率部参加。北伐胜利后的1928年11月，杨爱源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从此直到1931年1月因中原大战被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杨爱源以方面大员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政治经济政策，主导察省省政。到张家口就职。省府秘书长和各厅处长都系阎直接遴用之人，杨以军人初任政务，看到他们不大买帐，内心颇感不快。有次因为交给秘书处办理的一件公事，秘书长栗乃敬延搁未办，杨大发脾气，亲写一手令将栗撤职，要即刻发表。秘书说明机关办事手续与军队不同情形，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同时保证告诉栗以后多加注意，免有积压，杨才渐渐气平，把该撤职令收回，未引起人事纠纷。
对反蒋战争无信心
反蒋军事酝酿之际，杨爱源尚在察哈尔任上。1930年1月，阎锡山秘密召集晋军主要将领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杨爱源接到电报后，星夜从张家口（当时的察省首府）赶赴太原。会上，在多数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杨爱源采取了支持阎锡山的立场。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并不以为然。就在参加完太原的秘密会议回到张家口后，杨爱源与其秘书长分析局势，秘书认为就是非而论该反蒋，就利害而论却反不得。他问为什么?“北伐之役，奉军被驱逐出关，张作霖挨了皇姑屯一炸弹，张学良‘岂尝须臾忘我哉’。但以他反蒋没有好处，因为平、津不能让给他；如他帮蒋打，平、津他唾手可得，张学良又怎能放过这个机会?所以战事打起来，奉军定坐收渔人之利。”杨听完，围着桌子转了好几圈，叹息地说：“太原（指阎锡山）完全主战，我们如说打不得，他们要骂我们是汉奸，只好跟着走，前途希望当然是很小的。”
尽管杨爱源对发动反蒋战争有着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却不会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原大战打响，杨爱源担任陇海线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徐永昌指挥孙楚、杨效欧、杨耀芳、关福安四个军，彭毓斌的两个骑兵师，以及配置在这一线的友军刘茂恩、刘春荣、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等部。
阎锡山的过渡替身
阎、冯反蒋战争失败后，阎锡山为了缓和蒋（介石）张（学良）对他的攻击，避免山西老巢的覆灭，决定下野赴大连。行前给杨爱源一封亲笔信，上写着：星如（杨的别号）转启予（商震）、次辰（徐永昌）、萃崖（孙楚）、宜生（傅作义）、印甫（赵承绶）、子梁（周玳）、毅如（杨效欧）、舒民（李生达）、治安（王靖国）、光甫（杨耀芳）诸弟：我决计下野，今后政治由启予负责，军事由次辰、星如负责，次辰、星如担任晋绥警备正副总司令，希望诸弟精诚团结，善为应付，共渡难关等语（原函大意如此）。当时山西将领反对商震很甚，徐永昌自解兵权，军政的烂摊子实际落在杨爱源肩上，原来阎锡山总司令部的公事，逐日送杨宅处理，杨成了这一过渡时期阎的替身。
接受张学良改编
1930年冬天，华北杂牌军队都由张学良（驻天津）负责改编。改编方案，山西只留四个军；番号为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徐永昌的第三十三军，杨爱源的第三十四军，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但山西将领内部争执甚烈，有的要商震专任山西省主席，让出三十二军军长，有的要傅作义专任绥远省主席，让出三十五军军长，争得一塌糊涂，尤以孙楚活动最力。杨爱源为了维系山西内部不破裂，多方疏通，结果增编了一个护路军，以孙楚为军长，一场纠纷才告消弭。同时加强控制各军、师长的思想情况，从而使大战之后的山西局势一步步趋于稳定。
拒绝蒋介石的收买
鉴于杨爱源在山西的影响力，蒋介石有意网罗，并不惜以利相诱。中原大战带给山西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阎锡山苦心经营十余年而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地方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晋钞贬值——其与银元的比值由1∶1降为30∶1；典当业纷纷倒闭——1927年有660家，1933年仅剩306家。政府财政极度困难，连部队的薪饷都难以按时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忽然有一天太原祥记公司秘密转给杨爱源50万元汇票，声言是由南京电拨过来的。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有一笔40万元的巨款转到了杨爱源的名下。这从天而降的90万元巨款就像一颗烫手的山芋，收又不便收，退亦不好退。在两难选择之中，杨爱源踌躇再三，心生一计。一日，他邀集各将领公开宣布有南京拨款90万元，要大家商定一个分配数额。随即，由各部造具正式领据请领，一文不留分了下去。再着人将领据汇总寄给蒋介石，连一个“谢”字都不提，完全一付公事公办的架势。蒋介石接到杨爱源寄来的领据之后，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触景生情，老搭档徐永昌由衷地说：“星如够个忠厚人！”
讨伐石友三
1931年夏，石友三策动反张（学良），阎锡山起先答应配合行动。正当杨爱源等根据阎锡山的秘密指示进行出兵准备之时，截获了萧振瀛给宋哲元的一封电报。电报说，蒋允每月给宋哲元军饷230万元；晋军出动后，宋可就近夺取山西地盘，军政全归宋掌握。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从确保山西考虑，杨爱源与徐永昌商量改变计划，按兵不动。这时，石友三的前锋已过石家庄，向保定进攻。张学良一面拉拢宋哲元部威胁太原，一面致电杨爱源和各军师长，敦促通电讨石。杨爱源召集各军师长会议，商议对策。众人皆以张学良逼人太甚，不同意通电。杨爱源的说法则是：“我们要学总司令过去应付省外事变抓火候的精神，现在不到反张的火候，而且面临宋哲元反窝的危险。还是要忍耐，把电报发出去。”结果依杨爱源的意思，“讨石”通电经过反复修改之后，发了出去。见山西方面如此，反张的其他各部也都观望不前，石友三孤立无援，腹背受敌，很快就败下阵来。山西方面却因为谨慎从事而安然无恙。
山西军阀的省庆
张学良打垮石友三后，鉴于山西局势的不可靠，除在改组山西省府时安置了奉系几个委员和厅长外，暗中布置夺取山西地盘。适值阎锡山潜从大连返回五台，虽然以省亲为名，实际图谋东山再起。于是张的进攻山西更振振有词。一面利用反蒋战争失败后进驻山西的一些杂牌队伍，如孙殿英、鲍刚、张人杰等从中掣肘，一面调遣他的直属部队准备从平绥、平汉两路入晋，先头的白凤翔骑兵师已经开抵寿阳，距太原只有60公里。太原情况岌岌可危，内部意见又极不一致。张学良为了不战而胜，在弯弓待发之时，电召杨爱源等到北平相商。杨临行前密嘱准备第34军的交代（杨为该军军长），到平后来电告诉已住德国医院治病，情节紧迫可想。不料仅隔几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奔走呼号，共赴国难。张学良不能不取消进攻山西的打算，把开到晋境东北军撤走，转而优待和安慰山西将领。除原编的山西各军师长仍旧供职外，任命杨爱源为山西清乡督办，孙楚为会办。接到杨任清乡督办的电令，转电北平德国医院告知，杨复电在太原为他发出就职通电。不久，杨由平返晋，据告，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五六天后找他谈话，说现在国难当头，国内应团结一致，不应发生别的问题，入晋东北军已经调出，你们迅速回去等语。这是个意外的转变。同时，原来要驱逐阎锡山离晋之事也搁置不提，旋竟任命为太原“绥靖”主任，使他重行登上土皇帝的宝座，山西局面仍然照旧。因此有些人说，九·一八国难，倒成了山西军阀的“省庆”。
民军总指挥
阎锡山从大连秘密回到五台河边之后，立召杨爱源面授机宜，布置一切。
在见过阎锡山后，杨爱源在太原迅速组织起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以孙楚出任副主任委员，各军、师长为委员。委员会有正式的机构设置，下设总务、考核、教育和补充四处，编制名额上百人。委员会聘请军、师、旅长20余人分别为中将、少将督练员，派在各处服务，主要负责点发各部队的饷项。这些督练员每月定期到各部队去进行考察、点验或校阅，各部的动态尽在掌握之中。这样，通过杨爱源主持的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阎锡山以在野之身重又把晋绥军牢牢控制在手中。与此同时，顺应“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民众抗日救亡的要求，杨爱源自兼所长的“抗日义勇军训练所”于1931年11月在太原市上马街农业专门学校成立，召集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集训三个月。参加训练的男生600余人，女生30余人，由陆军军官教导团教官樊北辰、邓世通、韩浚等讲授各种典范令和组织操练与野外练习。是为山西抗战之前民众军事训练之始。
新编陆军
1932年2月，阎锡山复出。同年6月，杨爱源担任了第三十四军军长。1935年12月10日，杨爱源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在此之前，他以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贯彻阎锡山的“民众防共”计划。在充分领会阎锡山意图的基础上，杨爱源把山西全省分为12个“防共保卫区”，每区委派总教练一人，负责区内壮丁的训练，要求人人学会投手榴弹和打枪，平时维护地方治安，必要时顶上去与红军作战。同时，正式设立了带有军事性质的基层防共组织——“山西防共保卫团”。防共保卫团隶属于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由杨爱源兼任总指挥。接着，依12个防共保卫区先后成立12个团，团辖大队（营），大队辖区队（连），区队辖分队（排），分队辖小队（班），完全按照正规军编制。防共保卫团成员称团丁，团丁由沿河21县中18岁至25岁之青年充任，通过轮流训练，接受3个月的军事训练。以期成为阎锡山所要求的“全面之民众防共自卫武装组织”，“平时好像宪兵警察，维持地方治安，红军来时，用他们前去抵御。”
红军东渡进入山西后，杨爱源被阎锡山任命为“剿匪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负责指挥晋绥军的七个师实施抵御。为了充分发挥“民众防共”的作用，杨爱源将原有的12个防共保卫团迅速扩充成20多个。红军回师后，改编为山西新编陆军，由杨爱源任总指挥，直辖24个团，没有中间组织。秘书劝他，这样编制，不仅不利作战，而且不利训练；特别是将来对外抗战，这些散团，实有拨归别的部队的顾虑。杨同意，但是不敢向阎申请。果然七七事变爆发后，新编陆军的24个团完全分割拨属其他部队，杨所担任的第六集团军，很少自己基本队伍，因而在指挥作战上每有呼应不灵之苦。结果第六集团军的抗战只是避战，日本人来了就走避。杨常请求把各团编师致被分割为失计。1936年7月，杨爱源卸第三十四军军长任，遗缺由杨效欧接替。从此，不再直接领兵，只做阎锡山的方面军事统帅。
迁就孙楚
杨爱源练兵有他一套，作战却很不行。由于孙楚一向是他直系部属（杨任团长，孙任营长；杨任军师旅长，孙任师旅团长），而且有点小聪明，一个作战计划，能同时提出三几个方案任凭选择，所以杨在各个战役中的指挥，常常依靠孙楚，孙说攻就攻，说守就守，说退就退，他本人很少主张。孙在杨面前渐渐表现骄横无状，特别是当一些将领的集会上，对杨的傲慢态度，使旁人处之，必觉万分难堪，而杨常是若无其事。1938年，第六集团军总部驻山西临县时，孙楚任副总司令，同杨闹意见，几个月不见杨的面，参谋处送阅的稿件，孙每画个大圈圈摊回。我得悉此情，劝杨设法消弭，杨当遄赴孙处探视，并邀孙聚餐，欢若平生，芥蒂尽释。太原军人每谓孙楚不易指挥，只有杨爱源能迁就他，才能得到他一些协力，情形确是如此。
首席高干
抗战军兴，杨爱源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统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以及新编第二师、炮兵第二团等部，先后参与指挥平型关、忻口两大会战。忻口战役后，奉阎锡山之命驻节临汾，指挥晋南部队并兼理辖区各县行政。
教导军代总司令
教导军总部直辖13个旅，共39个团。内有7个旅、21个团，系原来抗日决死队等改编的新军，政治工作人员受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因而这7个旅后来成了革命抗日的军队。可是阎锡山任用的许多落后军官，一直同政治人员闹摩擦，控告旅团营政治领导同志的文件日必数至。杨爱源摸透阎锡山的心计：重视新的政治人员，企图改变队伍的暮气，加强其统治力量。于是在上项摩擦的初期，总是说我们那些旧军官怎能合得拢朝气勃勃的新人物?常采搁置不理的态度。后来看到愈争愈烈，向阎请示解决办法。阎为此事专下了一个手谕说，新军军政人员纠纷，概由他亲自处理，任何人不得过问。用意在使新的政治人员安心，旧的军官不再闹意气。教导总部接到这个手谕以后，凡属新军军政人员互控文电，统检齐摘由封送阎锡山核办。实际阎所谓由他亲自处理，因为无法解决，也只是搁置不理而已。及至1939年12月新军7个旅全部起义，脱离阎锡山，加入八路军并肩抗战后，阎在某次干部大会上宣布这回失败咎由他负，但他与杨爱源仍有时骂他们用的军官都是些死人。
阎锡山的副手
1938年2月，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集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检讨抗战工作，并宣布成立新的组织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杨爱源被指定为十三高干之一。此后，杨爱源所有的职务除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之外，一律以阎锡山副职的面貌出现——1939年3月，第二战区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成立，阎锡山兼委员长，杨爱源任副委员长；同年3月13日，杨爱源升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山西省政府联合成立主持会议，杨爱源任主持委员，协助司令长官阎锡山处理长官部及省政府的日常事务。
杨爱源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引起了同为嫡系将领、又因铁军组织的关系如日中天的王靖国的不满和忌妒。为了取杨爱源而代之，王靖国不惜寻衅滋事，常常在一些公开场合制造事端使杨难堪。甚至匿名呈报阎锡山，攻击“副长官”受秘书长包围，排挤打击忠实干部。面对政敌的一次次挑衅，杨爱源明知是“治安取瑟而歌，迫我走路”，却仍然一本凡事忍让为先的姿态，要其秘书长“再忍耐一两个月，一同赴成都休息。”
惯于在部下的派别之争中实施控制的阎锡山，对于王杨之争洞若观火，但起初并不动声色。待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出面替杨爱源打抱不平了。赵承绶找到阎锡山，说：“司令如不信任副长官，可叫他到后方休息，否则应该维护他的威信，免得有人倾轧他。”阎锡山听后，极力否认不信任的说法。随即当众宣布，今后无论什么公事，须送副长官核办，不得越级呈报。既然阎锡山公开确认了杨爱源的权力，别人就不好再说什么，王靖国的小动作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经过这次内部倾轧，杨爱源因祸得福，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有人说杨爱源是福将，此为一例。1945年2月16日，同志会在吉县召开“基干同志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从强化同志会组织的目的出发，实行高干责任制，十三高干进行了职责分工。在这次会议上，杨爱源被推为“首席高干”，位居十三高干之首。
性格特征
从民国初年军校毕业投入晋军开始，杨爱源在阎锡山幕府之中前后效力三十余年。集三十余年追随阎锡山鞍前马后不遗余力之经验，杨爱源深有感触地说：“跟会长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他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正因为杨爱源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身体力行，所以三十年如一日，阎锡山对他信任有加，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在此期间，环顾阎锡山左右不断有人离去，或任职中枢（如贾景德、徐永昌等）、或另立门户（如傅作义等）、或引退闲居（如南桂馨、赵丕廉等），杨爱源却是始终如一地服务于山西，服务于阎锡山，直到最后。
抗战胜利后，杨爱源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此后的一个时期之中，他以同志会首席高干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双重身份主持山西省军政联席会议集体办公，在风雨飘摇之中勉力为阎锡山维持一切。在此期间，他工作上谨慎从事，本职之外不问其他，每天黎明即起，会客、传见、批阅文电，忙个不停。政治上不偏不倚，每天的朝会讲话，只按阎锡山的讲话精神复述，很少发挥。
杨爱源的外甥张隽轩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年参加牺盟会的领导工作。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的第三天，军调部派出调处小组到太原。张隽轩托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带给杨爱源一封信亲笔信，作为舅舅的杨爱源对外甥的情况十分了解，敏感地认识到张隽轩有意做他的策反工作，而这是犯忌的事情。于是，他连封也没拆即把信原封不动地呈给阎锡山。阎锡山理解杨爱源的用意，亦不再提起此事。杨爱源的谨慎从事，由此可见一斑。
守护后路
1948年冬，太原被困，阎锡山开始做退出山西的打算。于是，杨爱源被免去本兼各职，以“交涉补给事宜”的名义，派驻南京。此后，杨爱源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其一，在南京与代总统李宗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及飞虎队陈纳德等周旋，为阎锡山预作政治上的安排，争取行政院长的席位。其二，集中各地资金，从经济上设法。当时，山西官办企业，包括“中记董事会”、“民营事业董事会”、“省营业公社”、“绥署会计处”等名义下的银号、公司、路局、矿局、供销社等，大约有四十多个实体，均有相当可观的资金和营业范围。这年底，阎锡山命令这些企业，除西北实业公司以外，一律结束，货物变价款尽快运送上海，集中于杨爱源之手。几个月中，共约集中起了四万五千两黄金。在家国危难之际，阎锡山毫不犹豫地把山西的经济命脉全部托付于杨爱源一身，信赖之情莫过于此。
1949年4月间，杨爱源奉阎锡山之命，负责将集中在上海的山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一起设法用飞机送往台湾。离开大陆，对于杨爱源来说实际上也就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台湾，杨爱源开始主要负责管理日本赔偿西北实业公司机械事宜，后来就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的虚衔，过起隐居生活。1959年1月2日，杨爱源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六天以后，杨爱源出殡，阎锡山赴台北致祭，所撰祭文言：“兄自隶军籍，为国宣劳，垂四十年，其劳其功，岂能尽言，今竟赍志长逝，使我痛彻心弦。”并挽以：“报国誓同心，与我驰驱成永念，望公常拭目，怜君忧患到弥留。”
4、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病逝于台湾。
孤儿从军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沿沟村的贫寒农家。依照崞县地方耕读传家的习俗，徐永昌五岁即在粗通文墨的父亲指导下读书认字，开始念《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及至七岁便入塾受业，先读《论语》，依次读了《孟子》、《大学》、《中庸》、《左传》、《书经》，并涉猎《诗经》等。有了良好的旧学基础。幼年的徐永昌天资聪颖，但缺乏恒心。
这年慈禧扶植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毅军总统（军长）兼武卫左军总统宋庆，率部护驾，十二月到大同。一个营底（营本部）驻曹叔店内。师爷（书记官）徐椿龄老先生是营口人，很爱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贪着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唤水，往往无人应声。永昌不忍，常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诚实勤谨，又怜他身服重孝，向店东打听清他的身世后，就问永昌：“你愿意跟我走吗？”永昌回答：“愿意。”于是在营部给他补了个名字，幼不成兵，也无力作夫，只是在徐师爷身边执勤而已。永昌随营底移阳高，到崞县，过韩侯岭，渡黄河茅津渡，走怀庆，经彰德、赵州、保定，宋庆部于銮驾回京后，即驻通州。永昌一年多间，走三省数十州县数千里。到通州后，他补了一名马夫，照顾马匹。常于夏天午休时到四野无人的溪边将衣裤解下洗净，在石板上晾干。官长常示范说：“徐永昌是发一套服装的夫，却比你们发两套服装的兵整洁得多！”年底补为兵。20岁时，文案何毓淮，为他买了匹私马，加入马卫队，到哈尔滨剿匪。他第一次参加作战，所在部队就将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灭，擒获十余人。
军中求学
1904年，十七岁的徐永昌由军中苦力改做司书。在此期间，徐永昌凭借幼时入塾受业和勤勉，博得上司的好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加紧读书，充实自己。1908年，直隶提督马玉昆奏准，开办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录取的160人中，以倒数第二名入学，发愤苦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欢战术、代数、三角、历史四课，考试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讲堂上常向教习发问，有几位教员误以为有意为难，学校总办因此在宣统三年毕业考试时，罚扣他若干学分，将他拉到第二名毕业，授副军校（中尉），见习后正式派在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作副哨长。九月初八，阎锡山在太原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卫左军左路规复大同。1911年辛亥革命时，永昌倾向革命，不愿回家乡打枪，请求上级留京改任新兵营哨长。
1912年（民国元年），永昌考入陆军部将校讲习所。2年冬，永昌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南京陆军预备军官学校连长，辞未赴任，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3年初入学，教官则比将校讲习所的差，日籍教官还有侦探的嫌疑。1916年底举行毕业式，总统黎元洪亲监观礼。
国民三军
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称帝，春末，永昌与同学孙岳等，同谋倒袁，离京赴沪赴浙，袁死后，又返鲁，为吴大洲筹组参谋厅，7月返校。崞县续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壮，直下大同，遭阎锡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终不渝支持孙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应江西都督李纯之请，分发赴赣，因与西峰深相结纳，自愿任陆军训练总监部编辑官。6年7月张勋复辟，赴保定游说曹锟顾问孙岳；又约晋南李岐山赴天津与续西峰商对策。前陕西都督陆建章，让他带一万元，游说资助缺饷的通州张锡元旅进京讨张勋。张旅占领朝阳门，被王士珍劝出。后段祺瑞马厂誓师，曹锟响应，阎锡山派晋北镇守使由京绥路出兵讨张，张勋遁入荷兰使馆，闹剧收场。自倒袁相交以来，徐永昌与孙岳已成莫逆，一直以兄弟相称。6年12月，直督曹锟命孙岳在廊坊办军官教育团，孙任团长，孙又邀永昌任教育长，此后直军下级军官多由此征补，也成为后来国民三军干部的摇篮。孙中山见北方民党同志势孤，任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陕督陈树藩对抗。为经营西北革命根据地，7年5月续西峰约永昌等5人赴粤谒中山，中山已转日本。他们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贵州毕节、重庆，与唐继尧会议，又与熊克武会于成都，策划援助于右任。因滇黔川各系军均无远出心，与陕督军战斗不利，数万里远行无功而返。9年直皖战后，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11年直奉战争中，永昌接替带病的孙岳负责西路指挥，战争酷烈，双方伤亡惨重，坚守住阵地。战后，孙岳兼冀南镇守使、右翼巡防统领，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
直奉战后，张作霖暗地与孙中山、段祺瑞联络，组织三角联盟，谋倒占领北京的曹锟、吴佩孚。续西峰等凭三寸不烂之舌，作通了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工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亲督东路往关外打，一直打到山海关。可是负责西路热河的冯玉祥以修路名义行缓兵之计。10月23拂晓，冯军入城。事前与守卫各城门的孙岳部第二团约好，互相以统一制作的内镶白月标帜的黑旗为信，径围总统府，幽曹锟于延庆楼。冯自称此次行动为“首都革命”，史称此事为“北京政变”。永昌事前不赞成此举，（认为曹吴政治虽然不好，尚有国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顿改善。还有纵兵糟害百姓的人，我们却不问，反要先倒曹吴，这实在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仍与孙岳保持一致的行动。事后孙岳部编为国民第三军，拥有一个师、六个旅的兵力，徐永昌坚辞师长不就，出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保定，负责平津沿线北段治安。1925年初，孙岳就任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入陕督陕，入甘治甘”，徐永昌兼任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由保定开拔，经河南西进。是年8月，孙岳奉命兼任陕西省督办，任徐永昌为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准备向甘肃进发。不料，段祺瑞又任命冯玉祥为甘肃督办，第三军在入甘不能，留陕不足自给的局面下，引兵东进，出河南，北上京津。1925年秋，国民第三军入甘不能，转而出潼关，到河南。这时，续西峰等正在策动河南人樊钟秀进攻山西。续鼓动樊说，山西军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又说，祁（县）、太（谷）、平（遥）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吗？樊钟秀深受鼓舞，积极准备攻晋。续西峰则试图拉拢甫至河南的孙岳部一起对付山西。
徐永昌身为山西人，不愿桑梓涂炭，且对阎锡山的“模范省政”素有好感，又与晋军将领周玳、孙楚等有旧好，亦极力阻挠攻晋军事。在国民第二军胡景翼防区郑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徐永昌发言说，山西一贯奉行“保境安民”，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动则必败。不如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后，再做计划。之后，徐永昌率部北上。在石家庄，他见到原定协同樊钟秀攻晋的弓富魁、胡德夫。徐永昌明确说，我前奉督办（孙岳）命与岳（维竣，国民第二军军长）会议，决定合力攻奉，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弓、胡皆系山西人，亦不想与晋军作战。听了徐永昌一席话，遂放弃攻晋计划北上。这样，续西峰精心策划的攻晋之战，最后只剩下樊钟秀一支孤军。徐永昌恐山西方面事先不知情，遭受突然袭击，又在率部北上之前，遣人通过周玳向阎锡山通报了信息。阎锡山闻讯，迅速调兵遣将，由于樊钟秀力量自先不足，山西方面又早有防备，攻到辽县即被晋军打败，仓促之下由竣极关退出。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所部（第一师）及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其时孙岳因病休养，徐永昌受命代理第三军军长）。四五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徐永昌再一次明确表示不同意打山西。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军倾全力应战。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归来，召集旧部于五原，策划重振旗鼓。同时，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更加拉近了徐永昌与晋阎的距离，为扩大实力网罗人材计，阎锡山有意拉拢徐永昌。
徐永昌到太原后，阎锡山将此和盘托出，请求配合，徐永昌对山西的处境表示同情。双方商定国民第三军渡河进驻山西，阎锡山“自然用客军入境推诿奉张”，并月助第三军军饷三万元。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分驻汾阳一带。后因张作霖压迫阎锡山就副总司令职越来越紧，徐部又进一步东移到榆次一带。于是，阎锡山更以客军深入作为延宕张作霖压迫的借口。尽管国民第三军只是以客军的身份入晋，起先并没有加入晋军序列，但是一经踏上山西的土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津贴，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晋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
晋绥主将
1927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奉系张学良部在河南将吴佩孚的势力击溃，冯玉祥部由西安向潼关以外活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由湖北向河南推进，张学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对奉张虚与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成为必要的了。有鉴于此，徐永昌力主当机立断，向奉军出击。9月29日，阎锡山发表讨奉通电，晋军（称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杨爱源部三师出获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径出平山，合为一路，向北攻击。讨奉军事起初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占领宣化；右路的国民第三军与晋军联合部队在扫除滹沱河敌方前进阵地后，分别进至行唐和东长寿之线，再经过一次突破攻击，占领望都、定州。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津浦两线也发起进攻，奉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晋军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优势变为劣势，不得不全线后撤。这时阎锡山尚在东长寿前线指挥。
正当晋军开始全线后撤之际，徐永昌因见杨效欧师后部正向西行，说是向曲阳龙泉关去，又知杨爱源、周玳、杨效欧等其时业已西去，急令参谋追截。阎锡山感佩徐永昌的军事才能，特电约徐永昌到井陉晤，委之以东路指挥大权，第三军仍以客军待遇。徐永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正式接受三晋军符，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在徐永昌接受指挥东路军事的任务时，阎锡山主张毅然决然放弃前方，保守井陉山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固部署阵地，保得东路无虞。徐永昌则觉得井陉山阵地，一点准备也没有，山虽险峻而寒冷异常，人稀地阔，少饮水、无燃料，不经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难，虽有险要，亦用不上。故主张“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后方布置妥当，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后方军队容易整顿。总而言之，井陉山地虽然险要，不经部署则绝不能守，一处有失，全盘坚守均失。”于是，在徐永昌的坚持下，杨效欧的一个师被留在了前方。阎锡山起初认为晋军不长于野战，离开井陉山地非常危险。这样做是冒险，其结果可能会白白送掉一个师。然而，后来的事实是，凭借上述防御体系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奉军因天寒地冻及其它事故未能大举进攻，徐永昌则利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不仅将井陉山山地工事筑好，运煤、积雪水，一切都从容准备就绪。而且在井陉矿场积极炼了三四个月的焦炭运回太原，解了焦炭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间，奉军开始大举进攻时，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间，即退到井陉山，进入阵地。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于下野四个月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北伐军序列，准备继续北伐。晋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改称第三集团军右翼军，徐永昌续任该部指挥，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团军逐渐北上在形势下，三集团军发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军首先突破奉军防线（二三月间奉军发起的进攻持续了几个回合，不能动摇晋军阵地，双方便呈对峙状态），一击之下，敌即退过滹沱河，再次进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正当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国民第三军的名义布告安民之际，突然接到孙岳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同时接阎锡山命令，驻守保定。随即，阎锡山北上亦到达保定。
1927年底，孙岳从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脱离第三军（此前一直随军行动，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阳）。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线曾收到孙岳的亲笔信，说：“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对第三军的出路预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孙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后，决定正式加入晋系。在徐永昌的主动要求下，北伐胜利后，所部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
1928年7月，蒋冯阎李同到北京告祭孙中山，北伐战争结束。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约永昌到一个饭店，征求他对国家问题的意见：“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永昌说：“说起话来，总须关顾人心，江南常说的那套话，过河以后是应当加以纠正的，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这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这二势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有二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首肯者再。
自解兵权
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19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他以为主席是一文职，就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阎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他决定以后，邀集全军干部当面宣布，反应是全体反对。
到绥后，每天策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讨民间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辽阔，民生慓悍，官民都无所凭依。比如东胜没有城墙，县长嫌不安全，住到离城数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内办公。他就向阎请到三十万元，修筑城堡，武川县城在他调任后告成。1929年9月调河北，首先遇到的是与各国公使接触，来访回拜，彼此宴请，忙碌了一个多月。
屯垦戍边
早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龙江，见所到之处野旷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数十万，既固边防，亦省国帑。萌发了屯垦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绥远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垦戍边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不厌其烦反复向阎锡山建议的同时，徐永昌责成专人拟定了西北屯垦计划。其屯垦计划将屯垦分为兵屯、民屯两种，以兵屯为主，辅之以民屯，以整理绥远腹地为主，兼及周围。建成一处，移民一处，实边一处。具体项目有：疏通旧渠、开发新渠、筑城堡、修汽车路、设轻便铁路、设立新村、设立农业技术传习所等。并在绥远试行以工代赈开筑河渠。实施屯垦，开发绥远，巩固边陲，在这个问题上徐永昌与阎锡山不谋而合。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使屯垦计划只能“容即图之”而不可能付之实行。北伐之后，先是编遣会议上的争斗，接着，反蒋战争纷起，进而演成中原大战。随即阎锡山战败下野，远走大连。屯垦之事被搁置了起来。
1932年阎锡山复出，就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同年2月，以“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相号召，由绥远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义继任绥远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和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三人倡议，由各该师各拨编一个屯垦队（相当于一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之枪械服装，开赴后套屯垦。8月，大规模屯垦开始，大约有两团另两营的建制部队，参加垦荒种地。“屯垦部队之垦地面积，约为1200余顷，均系能耕种之熟地，如连生荒地计算在内约有4000余顷。”绥远屯垦初见成效，无疑为解放后新疆、内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边疆屯垦建设和巩固边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中原大战
1929年初国军编谴会议不够公平，不欢而散。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各方人士云集太原。极不情愿地被阎锡山拉上了中原大战的战车。在劝阻不能奏效之余，接受了指挥陇海线军事的任务（徐永昌任总指挥，杨爱源副之）。当时划归徐永昌指挥的部队计有：万选才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作战力量很靠不住），刘桂堂数千（作战力量尚不及万部），刘春荣近两万人（军队尚好，其本人不坚定），孙殿英近万人（在亳州被围，作战力尤差），石友三四万余人（军队很好），刘茂恩万余人（较万部为佳）；确实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晋绥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赵承绶骑兵军及几个炮兵团，共计十五万人。
在中原战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对形势作了一个总体分析，结论仍然是，如果张汉卿出兵相助则有可能胜，反之则必败。基于上述认识，徐永昌抱定“受命而来，全师而归”的主意。
折冲善后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蒋介石将黄河以北事交张学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径回太原，11月，阎锡山在蒋介石中央的逼迫下，准备出走暂避。阎锡山离晋前的两三天，特召集晋军所有军长以上的主官会议，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治安。
还在中原大战初败，徐永昌从前线撤回之时，汪精卫、陈公博、谢持等都在太原，冯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阳之峪道河。不久中央军入陕，陕甘诸马全变，杨虎城进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准备渡河来晋。山西方面有人以客军入境易生事端为由，主张阻其入境。徐永昌则说“绝不可；非但不可阻挠，并且要妥为接济。因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阎锡山出走大连，受命主持晋绥两省的徐永昌面临着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是乘机延揽旧部另立门户的考验。
阎锡山走后不几天，徐永昌即应张学良电邀，与商震赴天津，协商晋军整编事宜。在他的力争下，最后确定的晋军序列是：步兵四个军，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基本部队由原来的军改为师而组成——商震第三十二军由冯鹏翥、杨效欧两军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军由李服膺、杨澄源两军组成，杨爱源第三十四军由杨耀芳、王靖国两军组成，傅作义第三十四军由李生达军及傅自兼之军组成。另：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下辖三旅。骑兵四个旅，司令赵承绶。炮兵十团，司令周玳。其余原有番号的关福安、丰玉玺、张会诏、秦绍观等部均并入上述四军一独立师之内。如此一来，事实上，晋军原来的一军若干团变成了一师若干团，缩编仅是换换关防而已。
与军队的整编相比，经济问题更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后，约三、四个月期间，维持晋绥局面非常困难，尤其是经济。其先固然是兵多钱少，其后是队伍不整编好，张学良不发饷，而入晋的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等部粮秣杂费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队伍、番号虽缩小，而饷额并未大减，该支付的除军粮外，尚需一些副食及杂费等等，粮是实发，饷则因晋钞跌价，无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财政整理处留存的三、四百万元，一直维持到队伍整编好，发饷为止，度过了最困苦的阶段。
徐永昌自幼从军，不甘人后，刻苦向上，积劳成疾，酿成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肺结核，医生建议静养。然而政局动荡，人在“江湖”，难以置身事外。直到部队整编完毕，晋绥军政初步安定之后，才拨冗赴北平入协和医院治疗。这时，中原大战虽早已结束，但影响却并未根除，山西驻下了如许军队，华北人心不安，社会上遂流传两种谣言：其一，宋哲元联合中央，将不利于山西；其二，石友三联合华北将领要驱逐奉张出关。徐永昌身卧病榻，心中却日益不安。权倾一时的张学良亦颇感焦虑。于是，由李石曾出面联络，徐张在北平李石曾寓所晤，共同协商合作之计。张学良首先表示与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对眼前复杂的局势，只有与张学良合作，才不至再生大乱。在与张学良就奉晋合作安定北方达成共识后，徐永昌差其秘书长王均一赴大连专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表示赞成，并说：“此时我们总要有一朋友，犹之古代所谓与国，在北方互为犄角，才可安定。”不料，时隔不久冯玉祥函告徐永昌，说他与阎锡山及两广均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与此同时，阎锡山与陈济棠（时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也先后致信徐永昌，表达同样的意思。对于冯、陈他未予理会，阎锡山处则再派王均一转达前述之意见，并强调：“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
阎锡山倾向于与冯陈的约定，1931年春夏之间，一连几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坚持说，“不可这样反复。”最后，有张煦南衔阎锡山之命见到徐永昌后，千言万语，归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将奉张打出关去。徐永昌反驳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但我们还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战时）之势力，少了孙仿鲁（连仲）、张维玺，加上韩复榘，即是说一旦张汉卿退走，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轩、孙殿英、庞更陈、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如谓尚有粤桂与孙仿鲁等，其实十九年原有张（发奎）、桂（李宗仁）军及孙仿鲁，今仅添一陈伯南（因为孙仿鲁与韩复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埋怨，纵与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事端，而张则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彼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这是阎锡山此后打消了助石之念的缘故。
也在1931年春夏之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处、撤换县长、并秘密与南京接洽，激起晋绥将领的一致反对。7月20日，石友三于河北顺德（邢台）起兵反奉，华北将领无人附和。随即，商震军队离晋助张（学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间的8月5日，阎锡山以探父疾为名由大连飞回山西大同。次日，径返五台河边村。阎锡山归来事先并未通报，晋绥干部在感觉突然之余，自是兴奋不已，全国上下则反响强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担忧，张学良尤为不安，力主阎锡山离晋，蒋介石政府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也明确表示，阎锡山非离开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为阎锡山担保，阎锡山回晋后不几日，张学良即电约徐永昌赴北平会议。8月24日，徐永昌抵平。
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因丢失东北而成为众矢之的，自顾不暇，阎锡山的去留问题遂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后，徐永昌即进一步为阎锡山之复出而努力。这回问题的症结在蒋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着眼点放在了南京方面，仍然通过魏道明、郑毓秀的关系，打通关节。
1931年10月3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27日，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终于重掌晋绥军政。徐永昌的省政，于阎锡山复出后大多延续进行，其省政总体设计的构思，更进一步演变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进行了确有成效的实施。
参赞中枢
1932年10月，徐永昌应约到武汉面见蒋介石。
七七事变后，被任命为军令部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8年中他参与的全部重大活动，如娘子关的丢失责任，汪精卫投日对国家无损，对汪个人大损。22次会战的全过程（参见长衡会战词条的详细记述）皖南事变爆发时蒋的惊讶，对方先觉投敌的认知。
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
1946年6月，徐永昌即因病引隐为陆军大学校长，战局不利时出山为何应钦内阁国防部长，后来又帮助阎锡山内阁协调战事，1949年他还参与了傅作义北平起义后的苦肉计潜伏计划。
1948年任国防部部长；7月，晋中战役结束，解放军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兵临太原城下，7月22日，蒋介石亲自飞临太原部署保卫太原事宜，徐永昌随同前往，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访问太原，也是徐永昌最后一次回到山西。
1949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上将在台北市寓所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9月26日台湾发布褒扬令，28日举行公祭，蒋介石颁赐“怆怀良辅”挽额。
主要成就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盟国总受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举行，作为美中英苏四大战胜国，中国代表第二个出场签字。当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是外相重光葵和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上午9时（东京时间），签字仪式举行，由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投降书长一尺五寸、宽一尺，共二份。
在日方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签字完毕后。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字后，按照战胜国的顺序，第一个出场的是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第二个出场的是中国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第三个出场的是英国代表福拉塞上将，第四个出场的是苏联代表狄里夫扬柯中将。在同盟国四大战胜国签字之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高级将领依次签字。
中国政府的代表是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他郑重地在日本投降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3】
人物纪念
阎锡山送的挽联上写着：“事人忠而律己严，率部次桐封，旧帅盖棺方易帜；造诣深则所见远，扬威在国际，大猷登舰受降书。”
徐永昌上将褒扬令：“总统府资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器识弘远，志虑忠纯，早裕戎韬，为国宣力。历任师长、军长、总指挥暨绥远、河北、山西等省政府主席，治军敷政，迭著勋劳，而于抗战期间，膺任军令部部长，运筹帷幄，动协机宜，不伐不矜，厥功尤伟，赤氛既作，亟赴时艰，戡乱建邦，方资匡赞，遽闻捐馆，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恤，用示政府笃念勋荩之至意。此令。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院长陈诚。”
5、楚溪春（1896—1966），原名河，字晴波，河北蠡县北高晃村人，保定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阎锡山部晋军将领，阎百川的“十三太保”之一。1946年大同防卫战中以一个基干步兵师为主力，坚守45天，抵挡住了聂荣臻、贺龙两部十万人的攻击，一时名声大震，被傅作义邀请出任河北省主席，1949年2月，随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在文革中服毒自杀。
抗战胜利后，任南京军训团副教育长、沈阳防守司令官、河北省政府主席、北平督察总监。1949年在北平随傅作义起义。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参事，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兼副秘书长。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生平
楚溪春，1896年4月13日出生于直隶省保定府蠡县北高晃村。他父母早亡，与祖母相依为命。少时曾习诗书经义于村中私塾，因家庭困苦，祖孙二人常为学费发愁。当时清廷兴办新式陆军学校，公费供应食宿，楚溪春便于1910年底考入定兴县姚村之直隶陆军小学堂第3期（监督廖宇春）。1914年，升入清河第1陆军预备学校第2期（校长毛继承），编入第4连（连长李再兴）。毕业后经半年入伍训练，于1916年8月升入保定府清苑县之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校长杨祖德），编入步兵科第5连（科长王兴文）。1918年9月20日学满毕业，分发山西独立步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任见习官。楚溪春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每逢考试均名列前茅。
时山西督军阎锡山组建干部训练队，楚溪春与同学张荫梧、李生达、王靖国等调任队附。全队共有队附共36人，人称“三十六天罡”。1919年6月，干训队扩充为学兵团（团长荣鸿胪，上报陆军部番号为山西独立步兵第9团），楚、张、李、王等皆升任连长。未几，楚溪春奉陆军部调令，返回保定军校任第8期学生分队长。
第8期于1919年8月8日开学，校长杨祖德锐意革新，推行各兵科学生混合编队。但不久后杨病逝任上，继任校长贾德耀又恢复分科编队，楚溪春升任步科第1队少校队长。1922年7月第8期毕业后，改任第9期步科第4队队长。1923年8月军校停办，楚溪春应邀赴潼关，在直系的陆军第20师（师长阎治堂）任中校主任参谋兼军官教育团大队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战败，张作霖、冯玉祥等支持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第20师被执政府下令缴械编散，楚溪春于1925年1月改任京卫军第1旅（旅长宋玉珍）、即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在任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时隔不久，段、冯交恶，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命发动政变将卫队缴械，执政府随后倒台。楚溪春被解职后，在陆军大学里旁听了一段时间课。1927年1月，军校同学张荫梧出任山西军官教导团主任，以收容训练编余军官和轮训在职军官。楚溪春应其邀请，出任该团教育长，负责编制课程大纲，挑选各科教官，督考学员成绩等各项事务。
1927年6月，阎锡山率部参加国民革命，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张荫梧升任第7军副军长（军长阎锡山自兼，张负实际责任），楚溪春随之升任该军少将参谋长，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张荫梧、楚溪春率领的第7军归属左路军总指挥商震麾下，沿京绥线两侧向北京前进，在宣化与奉军主力汤玉麟、张作相、万福麟等部激战六天，终以众寡不敌，撤退至雁门关、铁角岭一线防守，挡住了奉军的猛烈反击。至1928年3月，阎锡山再次率军出晋，第7军与第5军组成联合军，由张荫梧、楚溪春率领由浑源向涞源急进，直插奉军侧翼。5月间，阎锡山部在满城方顺桥大败奉军，占领保定。6月8日，阎锡山第3集团军进占北京。而后，张荫梧出任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调任警备司令部所属宪兵司令一职，统领四营宪兵纠察京畿军风纪。后又增设两营宪兵，并增设宪兵干部训练班加强教育，轮训各级宪兵军官。部队编遣后，晋军第7军缩编为陆军暂编第11师，后改陆军第42师，张荫梧任师长、楚溪春任参谋长。
1928年12月，楚溪春又兼第42师第125旅旅长。该旅辖两团，系收容溃兵而成，纪律素称涣散。楚溪春上任后积极整训，短期即使官兵面貌焕然一新，为同僚所称道。次年2月，担任中国国民党第42师特别党部监察委员。1929年6月，国民政府为将孙中山灵柩迁往南京中山陵，举行总理奉安大典，楚溪春任起灵仪式第3纵队领队指挥。次年4月，第125旅扩为三团制之第25师，楚溪春升任师长，隶属冯鹏翥之第9军（系第42师扩编）。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后，第9军归晋军第4路军总指挥张荫梧节制，沿津浦铁路攻入山东省境内。楚溪春率部留守北平，并于6月起护理北平警备司令，维护地方治安。9月间，张学良率东北边防军入关，阎锡山、冯玉祥败局已定。东北军先头部队运抵北平时，楚溪春前往接洽，私下向奉军的先锋旅长、保定同学牟中珩表示“你们进到何地，我们就退出何地”。而后，将所属宪兵当月军饷提前发放，率第25师及宪兵1个营沿平绥线退回山西，驻守苇泽关。在此期间，曾被发表为察绥宪兵司令。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告终，阎锡山出走大连，张学良接管晋绥军，将其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楚溪春改任东北边防军第4军副军长、平绥铁路护路司令。1934年9月，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学习。1936年7月9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章。其间，阎锡山回晋复职，张荫梧出任晋绥军官教导团团长，楚溪春亦于1936年8月出任该团教育长，当时的学员对楚溪春的评价是“宽严并济，学识超人，经验丰富”。张荫梧脱离晋军后，他并没有跟着离开，8月26日，楚溪春正式被国民政府叙官陆军少将。
1937年8月，楚溪春自陆大毕业，晋升为陆军中将，任第2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副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并于1939年4月升任第2战区参谋长，曾参与忻口、太原各役之谋划。阎锡山对楚颇为赏识，第2战区长官部自临汾撤退时，楚溪春和阎锡山同乘一辆车，突然有几架飞机掠过，阎一手拉出楚溪春拥到山崖下躲避，可见当时两人关系之密切。
1940年秋，晋系第8集团军总司令兼山西省府第3行政公署主任孙楚，因维护山西省钞流通与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发生冲突。楚溪春奉派到阳城接任第3行署主任一职，着力缓解两战区矛盾。一次，楚溪春在第7区召集县长开军粮会议，遭遇日军扫荡，率领身边不到一营的卫队掩护附近民众向河南渑池逃难。到了黄河北岸白狼渡口时已经入夜，民众发现船只寥寥无几，顿时大乱。楚溪春拒绝了部下先行渡河的建议，命令官兵维持渡口秩序，自己则独步坡头指挥。百姓也平静了下来，万余人赶在日军杀到前安全渡河。
1941年初，阎锡山借成立“整军委员会”之机会将各集团军总司令召集到驻地吉县克难坡，收回各军、师指挥权，另设立南、北两路“作战军”实际指挥部队。3月6日，楚溪春以整军委员身份调任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北路作战军总司令，进驻孝义县兑镇兑九峪。日军进攻横岭关时，楚溪春令第43军赶赴第一线协助守军第17军战斗，其暂编第46师一鼓作气收复横岭关，坚守达一个月之久。1944年6月27日，获得四等云麾勋章一枚。
阎锡山对日手腕圆滑，态度暧昧，晋军前线战事并不频繁。几年中，倒有两件军事之外的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扣押杜任之。杜任之是山西大学教授，地下身份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讯员。抗战爆发后任山西省政府秘书、牺牲救国同盟会执行委员，派到孝义任第18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经济工作，和楚溪春相处甚得。1943年4月23日，楚溪春在战工会全体会上宣布“杜任之主任委员征粮不力，贻误军机，着即撤职调部，战工会主任一职由楚溪春总司令兼任”。而后屏除旁人，拿出密电告诉杜任之，阎另有一封密电称杜有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队叛变之嫌，即刻押送克难坡长官部关押。杜任之后来回忆，在押解的路上“我问自己：是不是楚溪春想把战工会的职务拿到手？但只一闪念即否定了。如果是这样，他不必兴师动众采取这种方式，而且他送我，给我看密电，分明是在对我说：你可不要埋怨我啊！”。二是修建水利。兑九峪地区水土不调，时洪时旱，1941年楚溪春以修建工事为名向长官部申领了一笔款项，组织部队和民众施工17个月，修建成一座长三华里、高一丈五、顶宽八尺，暗藏工事的拦洪坝。临近几县百姓树立了一座石碑纪念。阎锡山得知后，非但没有怪罪楚，还以楚的字号命名堤坝为“晴波堤”，亲笔题写这三个字送到孝义。谁想1943年夏天兑九峪一带又遭遇大旱，村民大办仪式求雨，相传楚溪春到龙王庙里指着龙王说“如果你真降了雨，我就请戏班唱戏；如果你降不了雨，我就将你碎身万段”。碰巧，当天晚上就下了大雨，楚溪春请来戏班唱了几天戏，并写了一副对联：“你降雨、我唱戏，各守信用；男耕田、女织布，共庆丰年”，横批：“风调雨顺”，一时传为佳话。
楚溪春是阎锡山秘密组织“同志会”的“发展高干”。到孝义后，被内定为阎锡山新建立的核心团体“铁军组织”委员之一。几个月后，在克难坡向阎锡山下跪宣誓，成为“铁军委员”。返回驻地后就开始发展外围成员。楚溪春以外省人的身份、1926年才入晋军的资历，成为同志会高干及铁军委员，与1918年毕业后就留晋的山西同学平起平坐，自然是靠阎锡山的信任与刻意提拔，同时也成为阎借以平衡手下、施展驭人权术的一颗棋子。
1945年8月9日，日本向盟国乞降。次日，楚溪春奉阎锡山之命率骑兵第1军（军长沈瑞，辖骑兵第1、2、4师）、暂编第47师、第7纵队（司令刘鹏翔）从孝义出发，沿汾河及同蒲铁路两侧北上，于13日抵达太原城郊小店镇，与城内日军交涉受降工作。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楚溪春于三天后进驻太原，为阎锡山返回省会做准备。随后率骑兵第4师（师长田尚志）北上，相继收复大同（9月3日）、朔县、山阴、岱岳、怀仁、口泉等县镇，与第12战区第35军在同城会师。而后，在大同帅府街原日本特务机关院内设立第2战区北路作战军总司令部，以总司令名义帖出布告：“日伪一切军政人员，要就地不动，听命接收，如有违犯抗拒者，给予军事处理”。在伪大同省公署设立大同领导组办事处，自任主任，第43军军长刘效曾、大同绥靖公署主任孟祥祉为副主任，分别担任军事、行政接收代表，另以白经世为财经厂矿接收代表，全面开展工作。
大同号称煤都，地处咽喉要道。楚溪春抢占大同，等于切断了八路军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之间的交通，为阎锡山与八路军争夺晋北占据先机。1945年10月10日，楚溪春获颁忠勤勋章一枚。到大同后，楚溪春收编伪军为山西省防军第5军，担任大同外围守备；以骑兵第4师担任城防。楚认识到所部战斗力有限，陆续放弃左云、阳高、浑源等县，将兵力集中在大同周边及同蒲铁路南线。作战上，不寻求与八路军野战部队交锋，而是频繁出兵突击其小部队，在大坊城、遇驾山、倍加皂、利仁皂、北劭庄、高山镇等地发生零星战斗百余次。大同城内甚至传起了“楚总司令心软、打八路不敢、只在城内一二三四瞎喊”的歌谣。1945年11月绥包战役期间，为了呼应傅作义部作战，楚溪春曾率军向丰镇出击，但未打通与第12战区的联系。此间，马占山的国民革命军东北挺进军在绥远遭八路军击溃，撤到大同整补，使守军略有所增强。
1946年1月1日，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947号宣布，楚溪春剿匪期间著有功绩，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可见接收大同对华北国民党政权局势的重要性。同月13日，国共停战协定生效，执行小组进驻大同，参加谈判的作家萧三对当时的楚溪春进行了一番白描：“楚总司令则穿一身黄而带绿色的呢子军服，他个子不高，有点黑胡子，光头，后脑有些疤，据说是少年时受过伤的痕迹。现在他五十岁了，但动作、说话倒蛮活泼”，张口说话就是“八年前贺先生是那样红胖的呵，真漂亮！哈哈哈……现在看来是老了些啦”。虽然已经年过五十，仍和三十年代《民国名人传》里所记载一样“慷慨爽英明，和蔼可亲，且善谈论”。谈判本身并不顺利，国共双方都希望在停战令下达前取得更大的地盘。1月13日前，楚溪春曾派省防军第5军王元令第13师、张佐汉第14师分别进攻左云、浑源，于14日将其占领，但八路军部队立即展开反击。这件事成为谈判中双方交锋最多的话题，最后于16日收复了两县的八路军成为胜利者，楚溪春命令两师部队退回原防。停战命令下达后，楚溪春2月起开始整编所属部队，至大同战役爆发前，第2战区北路作战军所辖部队计有：暂编第38师（师长韩步洲，参谋长张益川。1945年12月起以骑兵第4师及省防军第5军陆续整编而成，1945年编制乙种步兵师，1万2千余人）、山西省保安第2团（团长焦克敬。1946年6月组建完毕，第1、2营在大同，第3营驻忻县。8百余人）、大同市保安总队（总队长陈丰山。1946年6月以保安队及日伪军组成，3个大队2个直属连，2千余人）、第43军通信营、特务第2连（均为口泉矿警师一部整编）、暂49师战防炮连（1946年7月方组建）、保安第10团第3大队（大队长李可栋。前第10行政专员公署政治保卫团于1945年8月改编）、坦克车队（1945年9月编成，辖3个分队）、军鸽通信队（1945年9月组成），各县也组成保警队、爱乡团等地方武装。
1946年5月5日，楚溪春获颁胜利勋章一枚。6月，兼任第43军军长。同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解放军雁北第5军分区攻占了朔县、岱岳，楚溪春调暂38师第3团进驻怀仁，与之成对峙之势，并报请将失守两地的指挥官第72师副师长张汝龙枪决。此时同蒲路已被切断，大同形同孤城，成为华北解放军首选的攻击目标。7月19日，解放军晋察冀、晋绥部队10个团围攻应县，楚溪春调暂38师、保安总队及战车4辆向大同城外出击策应。7月31日，解放军晋绥、晋察冀军区5个旅又3个团，并附炮兵1个团，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指挥发起大同集宁战役。时楚溪春以暂编第38师师部及第1团、保安总队、坦克车队驻守城内，东北挺进军（辖骑兵第5、6师，代总司令慕新亚）防守北关至火车站一带，山西保安第2团防守南关，附近各县自卫团队防守城东、东南各据点。另暂38师第2团驻口泉、第3团驻怀仁。8月2日，楚溪春率军协同战车出击，策应怀仁守军撤向口泉。4日，出动火车将口泉各部撤回大同，美械装备的交通警察第16总队第3大队（大队长朱赓扬）也由包头空运至大同，守军实力大为增强。解放军于8月14日完成清扫外围作战，开始争夺近郊据点。常是夜间解放军以坑道作业突破阵地，白天守军出动战车配合步兵夺回，其中以御河东之沙岭、寺儿村争夺最为激烈。8月22日解放军攻至城外飞机场，守军东北挺进军骑兵第15团（团长海福龙）战地起义，旋即被守军反击夺回。至9月初，楚溪春指挥守军与解放军在城北火车站、面粉公司、电力公司一带进行反复争夺。解放军以大车挂上浸湿的棉被作为土战车向守军猛扑，突破火车站机房核心阵地，化名刘明的日籍指挥官阵亡，第二线的东北挺进军掘深壕固守，楚溪春以解放军志在必得，徒守城外无用，将该部撤回城内。几番争夺之后，城郊据点丧失殆尽。楚溪春亲赴西城墙上指挥外围南庙守军1个营撤回，但激战数小时仍未脱身，最后全营覆没。
解放军围城期间，楚溪春随身携带安眠药，睡觉时也把手枪压在枕头下面，准备一旦城破就自杀以殉，头发白了许多。到9月13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集宁击溃解放军主力，围攻大同部队于16日撤围而去。楚溪春抽调部队发起追击，20日与傅部会师于晋绥交界堡子湾。10月间，楚溪春又率守军主力4000余人与第12战区之第35军配合，占领阳高、阳春，全线打通平绥铁路，并曾一度恢复怀仁、岱岳。据《第二战区北路作战军绥靖第一年战史》，大同防守战中守军伤亡约二千七百人。12月26日，楚溪春获得二等宝鼎勋章一枚。
大同一战，楚溪春声名远扬，被誉为一代名将，但与大同军政各方却多有龃龉。有行医于大同的医生王珩，抗战期间为日寇走狗，在1941、42年制造冤案逮捕市民200余人，多被杀害。胜利后被逃生者和死难者家属辛国干、古典、苏贵、鲍月英等数十人联合检举，但因是大同行政公署主任孟祥祉的姨兄弟，依然逍遥法外。楚溪春在任宪兵司令时，就以“持法宽而不庇私匿”闻明，得知后立即将王珩逮捕，经过审判予以枪决，人心大快。但孟祥祉为此怀恨在心，将楚溪春秘书丢失批示文件图章一事诬为共产党特务活动，罗织罪名欲相加害。楚溪春无奈之下，只得把秘书遣散。行政方面已经不睦，军事指挥也不顺畅。楚溪春为第43军军长、守军暂38师则属第33军建制，师长韩步洲因此敷衍塞责，不听指挥。大同战役时前线要地沙岭告急，楚溪春于夜间1点命令韩步洲出兵增援，结果到了天亮前线也未见援军，最后失陷。原来韩步洲出城后干坐到天亮，以共军火力封锁为由又退回城内。楚溪春在大同于军于政处处不遂人意，又目睹故旧同学张荫梧、傅作义、陈长捷、鲁英麐等相继脱离晋军之事，也不免心生去意。
1947年8月，楚溪春应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的邀请，出任东北行辕总参议兼沈阳防守司令。楚只管指挥宪兵、警察，附近的驻军则由防守副司令、第6军军长罗友伦负责协调。陈诚是他在保定军校任教官时的学生，行辕参谋长赵家骧则是他的女婿，华北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是他的同学和老友，透过这一层关系，楚溪春建议并协助陈诚实现了从华北调兵增援东北的计划，一度缓解了东北紧张的军事局面。
当年年底，楚溪春再次面对学生运动。原因是陈诚为了紧缩开支，下令沈阳各高等院校一律停办，学生于1948年1月起进入冬令营参加军训。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各校学生有坚决反对的，也有表示军训可以，但绝对不入军营的，罢课游行不绝。有面对学生运动经验的楚溪春负责处理此事，只逮捕了几个带头的学生，开除了几个积极分子，就把事态平息了。
1947年12月，张垣、保定两绥靖公署合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出任总司令，原欲挽留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以留任主席，被其婉拒，改邀楚溪春前来共事。时东北战事正酣，楚溪春一时无法抽身来河北省任职,孙连仲数电强邀,1948年2月5日楚溪春才在北平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一职。此时的河北省政府辖县仅20余,仅保有南到保定,东北到秦皇岛、唐山,东到天津等铁路沿线之县。而省政府自1947年10月因保定局势紧张迁北平,从此省政府一直驻在北平铁狮子胡同原执政府。这里正是他曾担任警卫的执政府所在地，恍然间已过去22年了，物是人非，而国家依旧分崩离乱。不知道楚溪春当时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
主席后期
楚溪春到河北省政府主席任上后，河北省保安司令部改组，楚任省保安司令部司令。1948年10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酉铣电开：“奉总裁谕，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改以楚溪春同志兼任”。10月27日楚溪春正式接任中国国民党河北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后又任北平党政军督察总监。至此楚溪春集党政军职务于一身，权力达到极点。
在东北期间，楚溪春曾和中共东北局负责人之一的陶铸有所接触，到了北平后仍继续保持，由他的秘书刘士林直接与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张旭联系。但是刘士林因言行不慎，被督察处抓去审讯，楚表面上大发雷霆，暗地里却将刘放走，并送了五十块大洋。在此期间，楚溪春于1948年3月4日，获得三等云麾勋章一枚。
1948年末，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河北省属各县市接连告急，楚溪春身为省主席也无可奈何，只能给专员、县长和保安团长等发“死守不成就突围，突围不成就成仁”一类的电报，要他们好自为之。到1949年2月，北平和谈，楚溪春最终还是率河北省政府与傅作义一同接受和平改编，结束了长达40年的军人生涯。
晚年横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楚溪春于1950年2月16日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并担任西北区组召集人。担任参事的几年间，曾赴安徽、河南、江苏等省视察抗洪救灾工作，到东北等地调查乡村土改工作，到中南地区视察民族工作，到西北考察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等，足迹遍布全国。1954年12月21日，楚溪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于次年1月29日被免去政务院参事职务。此后，楚溪春于1959年、1964年连续被安排为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界别的委员，并担任第三、第四届民革中央委员，还曾担任过民革中央副秘书长。
文革遭遇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楚溪春遭到冲击，于1966年9月12日离开人世。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记载为病逝的，但未说明是何种病因，也有称服毒自尽甚至被红卫兵打死的。文革结束后，1980年1月3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他和仇鏊、黄雍、张振汉、康心一四位中央委员一同举行了追悼会。全国政协也于同年为他及王耀武、廖耀湘、黄绍竑、溥仪5位委员举行了追悼会。王、廖、黄均死于非命，楚溪春因何而死，似乎不言自明了。
人物评价
楚溪春生活简朴，待人和蔼，性格宽和。他小时候被乡里人叫“傻河”，多年后衣锦还乡，见到乡亲仍然说“傻河回来了”。在大同期间，上下班、开会、视察阵地常骑自行车，多次叮嘱卫士不要阻拦想见他的民众。一次他发现一名被俘虏的八路军战士是河北老乡，当即予以释放并给了回家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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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1895年6月27日－1974年4月19日），字宜生，山西荣河（今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1894年6月27日（农历5月5日午时）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
1905年入荣河县立小学堂，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1908年入运城河东中学堂。
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是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太原响应起义，傅担任起义军学生排排长，随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赴娘子关抵御清兵。
1912年，傅作义由太原陆军小学保送入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除学习军事课程外，对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城皋之战、孙曹赤壁之战等，产生浓厚兴趣。
1915年，傅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所有步兵四大教程及射击、马术等，考试成绩均优。
参加晋军
1918年9月，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任山西陆军第1混成旅（旅长商震）第1团（独立炮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少尉见习官。
1919年1月调升步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中尉排长。11月升任第2营上尉营。
1921年3月升任第10团少校团副兼技术队队长。
1922年，升任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队长，负责全团技术训练。1923年任营长，经常把自己的薪金补贴在练兵上，得到官兵的信赖。【3】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配合直系，率晋军攻占石家庄。傅作义营担任警戒任务，表现出色，得到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的嘉许，力保其升任第4旅第8团团长。10月，直军将领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组为国民军。
1925年1月调升第4旅（旅长谢濂）第8团上校团长。
1926年9月升任第2师（师长孔繁蔚）第4旅（辖两团）少将旅长。12月第4旅扩编为第4师（辖一旅一团），升任中将师长。
1927年1月，直奉联合晋军进攻国民军。平绥铁路上的天镇，是国民军的必经之路。晋军派傅作义第8团驻守天镇阻国民军宋哲元部历时三个月的攻城，未能将天镇攻下，由此显露了傅作义守城的才能，战后被擢升为第4旅旅长，旋又升第4师中将师长。
1928年南北统一。傅作义则率第4师附炮兵团奔袭涿州。10月初，傅作义利用奉军换防之机，从太原深入奉军腹地，一举占取涿州，造成对奉军的致命威胁。可是晋军各主力部队迭告失利，纷纷撤离京汉、京绥两铁路线，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傅作义只得采取固守待援之策。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死守涿州达百日之久。阎锡山鉴于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遂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经过往返折衷，谈判告成。12月30日，傅通电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乱”（《国闻周报》第五卷第二期）。1928年1月12日，第4师残部7000人出城接受奉军改编。
涿州之战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著名一役。它虽然是一场军阀混战，傅军也迫于客观形势接受改编，但傅作义能攻善守的军事才干却得到军事界的公认，由此使他一举成名。【4】
中原大战
涿州战后，傅作义在保定被张学良软禁，4月25日经友人侯少白、崔笑如等帮助，潜逃天津。1928年6月4日，国民党蒋、冯、阎、桂四大派系联合“北伐”告胜，南京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8月，阎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
1929年6月升任第16路军（辖第16军、第17军、第43师）中将总指挥兼第43师师长。
1930年4月第43师扩编为第10军（辖三师），升任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2路军（辖第4军、第8军、第9军、第10军）上将总指挥兼第10军军长。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傅作义被任为晋军第3集团军第10军军长，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战事。6月25日率部进占济南，兼任济南行营主任，所部继续南下兖州、曲阜一线。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宣告结束，张学良得以接管华北，共节制晋绥军。年底，傅作义率部移防绥远。
1931年1月16日，1931年1月16日因反蒋失败，第10军缩编为东北边防军第10师（辖两旅），降任东北边防军第7军（辖两师）上将军长兼第10师师长。6月17日边7军改称第35军，边10师改称第73师，改任第35军（辖第72师、第73师）上将军长兼第73师（辖两旅）师长。8月18日代理绥远省政府主席。12月28日实任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5】
积极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8日，傅作义与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1933年于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击毙日军246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1935年4月3日叙任陆军二级上将。6月27日获颁二等宝鼎勋章。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公然窜到归绥，活动傅作义主持华北亲日政权。面对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诱降活动和德王分裂祖国、叛国投敌的行径，傅作义怒不可遏。是年10月，傅到洛阳见蒋介石，坚决要求反击日军和蒙奸，以伸张民族正义。蒋介石要傅以忍让为主，非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对日作战。当得知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准备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的消息后，傅认为到了“不得已时”，11月8日晚秘密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进行军事部署。会上，傅对大家说：“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6】
11月15日清晨6时许，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
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傅作义亲临集宁前线指挥，命令部队星夜奔袭，出敌不意，抄袭敌后。日伪军猝不及防，至18日上午7时许，全线溃退。红格尔图战斗以我全胜告捷。
1936年12月4日，傅军击退敌人反扑后，乘胜收复了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领晋绥抗日军事全权。晋绥军共编第6、第7两个集团军，傅作义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8月，傅率部参加平绥路东段作战。由于第68军军长刘汝明作战不力，加之傅部动作迟缓，未能给在南口、居庸关、延庆、怀来一线的汤恩伯部有力支援，平绥路东段各据点于8月下旬相继失守。9月，日军板垣第5师团由宣化南下攻取广灵，傅奉命在雁门关布防。日军以雁门易守难攻，倾主力向平型关进攻，傅部奉命驰赴平型关接替第6集团军。当日军向傅部猛攻时，适八路军115师伏击板垣师团预备队和辎重队，歼敌千余人，给傅部以有力支援。日军在平型关受挫后，由东条英机察哈尔派遣兵团突破茹越口。傅向阎锡山建议由晋军主力围歼孤军深入的东条部，然后向板垣师团反攻。阎为保存晋军实力，拒绝采纳，致使东条部占领繁峙县砂河镇，拊平型关我军侧背。9月底，傅部被迫向五台山、代县、涡阳转移，旋奉命开赴忻口地区御敌。10月，忻口会战开始。傅作义指挥董其武218旅夜袭敌板垣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派部救援友军。忻口会战延续到10月下旬，历时23天，敌人遭受重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此时，娘子关失守，太原告急，傅部奉命向太原集结。
1937年11月2日，阎锡山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提出保卫太原，依城野战的计划。实际上，阎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已将晋军主力调往临汾等地，因此对于“保卫太原”，晋军将领个个缄默不语。傅作义虽知其不可为，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挺身而出，毅然请命。11月3日兼任太原守备司令部司令。
当时，傅部主力不过两个旅，虽训练有素，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但几个月来的南北转战，伤亡过半。仓促中扩充了部分新兵，又缺乏训练。6日，日军第5师团开始进攻太原城郊，驻防城外的军队纷纷溃退，倚城野战计划完全落空，傅部陷于独守孤城之境。7日，晋北和晋东的日军会合，在数十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及坦克掩护下，连续攻城。傅作义下定舍身报国的决心，激励部下英勇杀敌。并给荣河老家写信，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并以“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慰国人和家人。【6】
在傅作义誓死如归的精神鼓舞下，全军将士咸抱决心，奋勇抗敌。8日敌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接蒋介石撤退电令，傅作义率部突围，撤至石楼一带。太原守城之战，掩护了卫立煌、孙连仲、王靖国、陈长捷等部安全转移。日军虽侵占了太原，但也死伤惨重，无力继续南犯。
1937年12月升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辖第35军、绥远省游击军）上将总司令兼第35军（辖第73师、第101师）军长。
与共相处
1937年底，傅作义受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所部35军扩编为二师一旅，移防晋西北柳林镇，整军经武，以待再战。此时，傅部驻防区和陕北区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交换情报，建立联防。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次拜会过＂maozedong＂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后来傅部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maozedong＂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对傅部尔后的整军抗战起了积极的影响。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使傅部的抗日力量得到充实。
1938年初，傅作义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立政治指导室，指派周北峰为委员兼秘书，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中许多负责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担任。傅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规定废除打骂士兵；实行经济公开；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提倡军民合作；实行军政统一等等；制定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群众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做法，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老百姓的称赞，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氛。但却遭到阎锡山的忌恨，攻击傅“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并密电蒋介石，提出要将傅作义撤换。
时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返回绥远。他设长官部于五原，积极整饬军、政，除设立“动员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外，1939年5月在百川堡亲自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参加人员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先后举办五期，历时3月有余，对促进军政密切配合，壮大抗战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责难，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从重庆到百川堡，以“考察”为名，要傅排除共产党。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五原大捷
1939年12月，日军南犯长沙，为牵制和吸引华北日军兵力于塞北，傅作义主动请战，于19日夜，以35军为主力，配以骑7师，长途奔袭敌之重要战略据点——包头。大同各地日军调集重兵反扑。傅部完成牵制任务后撤回河套防区。此役往返行程近千里，历时半月，歼灭包头守敌两个团及援敌300至400人，毁敌坦克4辆。汽车60余辆。【7】
1940年春，日军狂言“膺惩傅作义”，从平绥、同蒲沿线抽调三万余人，汽车千余辆，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向绥西河套地区疯狂进犯。2月3日，侵占五原。傅作义又趁敌主力东撤后，于3月20日夜率部对盘踞五原之敌发起猛攻，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此役击毙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军300余，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获战利品甚多。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至此，连续150余天的奇袭包头、会战绥西、收复五原三战役，以五原大捷告终。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各大报刊发表文章，交相称赞。【8】
1940年4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傅作义嘉勉并为请勋。1940年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国光勋章”授予傅。但傅作义认为，“五原大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战的功绩，个人不应领此勋奖”，而加以拒绝。
主政绥远
1940年4月，傅作义患伤寒病赴重庆医治。7月返回陕坝，为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
傅作义自1931年接任绥远省主席后，便向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案，并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消解匪患，整顿税收、金融，疏浚河渠，发展工农业生产。1935年4月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二级陆军上将。至1937年，七七抗战时，绥远省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财政税收增加，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210万两，部队的装备和给养也有了改善，为绥远抗战准备了条件。
1942年5月4日，傅作义召集军政高级干部会，颁发职官十二戒条，规定：“绝不贪污腐化”，“绝不吸食鸦片烟、赌博”，“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绝不接受人民下级馈赠”，“绝不与商人来往、不兼营商业”等等，违者给以惩罚。
1943年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军工所修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
1945年夏，傅作义请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从宁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黄河流速、降波、河床变迁等一系列勘察。积累了珍贵的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
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确是绝无仅有的业绩。
2、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晋绥军早期将领。历任河北省主席、山西省主席，河南省主席。抗战时期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战后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是少有的在军事，政治，外交上都有突出表现的人物。
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字启予，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先后入保定陆军建成学堂、东北讲武堂、天津讲武堂。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民国成立后，任山东第二混成旅旅长，陆军部高等顾问。1914年在陕西陆建章部下任团长，同年投阎锡山。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晋军前敌总指挥、山西省政府主席。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三集团军右路总指挥、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军长、第二军团司令。1935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天津市市长、北平政治分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日本人多次拉其合作，实行华北五省自治，均拒绝。1936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三十二军军长，为抗日救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38年入江西，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外事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处中国首席代表、蒋介石总统府参军长、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后辞职留居日本。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回国参观访问。
革命青年
商震，字启予（亦作起予），河北保定人，生于1888年。商震出身寒微，自幼失怙，秉赋聪明，学习勤奋。少年时得其舅父所助就读学塾。
1905年，17岁的商震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在普通科补习英文及文、理课程，后分发到步科学习。在陆军速成学堂，商震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一些邀进的民主主义者。
1906年，被校方以“煽动革命”罪开除学籍。同年夏，商震辗转到沈阳，先协助蒋慕谭同志创办商业技术学校，后到辽阳与陈干办起了八旗小学堂。期间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宣传革命。不幸又被扣上“诋斥官府”的罪名逮捕。获救后，东渡日本留学。
1909年，奉同盟会的指示回到长春，继续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的宣传工作（主要是争取绿林“马贼”革命）。身份暴露后，逃至辽宁锦州。
1911年初，商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驻锦州之新军某部随营学堂。随即，被保送进沈阳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编入彭家珍（革命党人）任队官的学兵营前队。通过彭家珍，商震认识了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东北同盟会领袖之一的张绍曾，参加了冯玉祥、施从云等创办的“武学研究会”。武昌起义后，商震回到旧游之地辽阳发动起义，因事不机密，走露风声，无功而返。
1912年初，商震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率领民军300余人，在烟台登陆。不久，南北议和达成协议，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赋闲”于北平。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商震因参与而获罪，被“京畿军政执法处”扣押，成了陆建章的阶下囚。这时的商震虽年仅25岁，却已经历过八个年头的风风雨雨，成熟干练，有勇有谋。并因此而引起执法官陆建章的注意。经冯玉祥等力保获得自由后，急于寻求出路的商震改投于陆建章麾下。
1915年商震任营长，随陆部赴陕西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后升任团长。陆部入陕，白朗被逐，陆建章取陕督自代。年末，国内纷纷举兵讨袁，胡景翼等酝酿起义。
1916年初举事成功，拥陈树藩为陕督，驱逐陆建章。商震时驻与山西一河之隔的绥德，因在陕难以立足，无奈之下，乃率本团大部人马，东渡黄河，投靠山西。
晋军主将
商震到山西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暴，阎锡山有望摆脱羁绊，重振旗鼓之际，因此，商震受到了欢迎和礼遇。原有一个团的建制原封未动，仍由商震任团长，另将杨爱源营补充了进去，以为充实，当然也有监视的成分。商震亦不负阎锡山之厚望，出手不凡。事有凑巧，1917年的7月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勋复辟事件。6月，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权衡利弊选择了拥护段祺瑞的立场。7月1日，复辟丑剧登台。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7月5日，阎锡山即派商震率领所部由石家庄北上，参与“讨逆”军事。“讨逆”事关重大，商震部甫入晋军，就奉派出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阎锡山意在考验，“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商震无疑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不敢有丝毫的含糊，接到命令便整装出发，一路北上。在各路大军的同力征讨下，张勋节节败退。7月8日，张勋所部大败于京城外围，张勋坚守城门不出。7月12日，讨逆军下令总攻。商震被委为讨逆军西路第五纵队司令，奉命协作攻城。总攻发起后，各路军次第攻入城内，并乘胜肃清各据点。惟天安门等处尚有复辟军顽固抵抗，炮火甚烈。商震赶到后，急调山炮实施攻击。在炽烈的炮火下，张勋残部不得不缴械投降，讨逆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商震也因此给阎锡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完成讨逆任务后，商震率部返省。8月，阎锡山收回旁落的军权之后，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每旅辖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商震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阎锡山的赏识，升任第一混成旅旅长。
就在阎锡山着手扩编军队的同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战争”，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抗击北洋军阀。1917年9月间，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独立，联合桂军，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电报阎锡山，命其出兵湖南，援傅作战。阎锡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当话题转到“派哪一旅去最合适”的问题上时，阎锡山单刀直入，再一次点了商震的“将”：“依我看，启予在外边跑的地方很多，经验丰富，声气也比较灵通，最好是启予去。大家以为怎么样？”大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就这样决定了。商震奉命率第一混成旅两个团，外加周玳一个炮兵营，随即开拔，兵发湖南。山西的军队远征到千里以外的湖南，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军官都是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太原出发。坐正太火车到石家庄，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商震率部入湘后，接受傅良佐的指挥，在永丰前线与桂军马济、韦永昌部交火。商震晓谕全体官兵：“本旅奉命死守永丰阵地，有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军令如山倒，将士全力抗击，坚守阵地十几天不动摇。正当商震激战前线坚守待援的时候，王汝贤、范国璋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悬永丰，形势危急。在全局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商震率部撤出战斗，经湘乡，退入湘潭县城后，被湘军包围缴械。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阎锡山四分之一的家当，远赴湖南后，阎锡山无日不在关注。听到北洋军失利的消息，阎锡山再也坐不住了，速派副官荣鸿胪、张汝苹先后赴汉口、岳阳一带打探究竟。不日，即有商部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商震出发时曾向阎保证得胜回营，不料竟落了个“大将南征胆气豪，缴枪没有打收条”的下场，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加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意延揽（在湘潭缴械后，商震以下各级军官被解武冈，羁押于基督教青年会中。所幸商震谙熟英语，求得一西方牧师相助，逃至汉口，着手收容旧部），举棋不定。荣鸿胪、张汝苹探知这一切后，紧急电告山西。阎锡山再派副官长李德懋昼夜兼程，赶赴汉口，面见商震，婉言相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受阎锡山一片诚意的感召，商震毅然排除杂念，返回太原。见到阎锡山，商震面带愧色，主动请罪。阎锡山则不迭声地说：“胜败乃兵家之常”，极力抚慰。并设专宴，接风洗尘。商震有感于阎锡山的知遇之恩，决心死心塌地地在晋军中效力；阎锡山以一个混成旅的代价，换回了一员得力战将。
征湘归来，第一混成旅的番号保留，商震遵阎锡山所嘱继续收容旧部，建制渐次恢复。1920年3月，出于扩大军工生产的需要，阎锡山将原来的“山西陆军修械所”（建于1914年，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与“铜元局”（1917年前后设立，以含铜量%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范围内流通）合并，组成“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学识和见识而言，商震在当时的晋军将领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阎锡山推举商震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总办。阎锡山的进一步重用，使商震如鱼得水，拳脚大展。实习厂在他的主持下，“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军事工业的规模一步步形成。实习厂成立之初，其16个分厂，职工500余人，机器63部，已能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9月相继投产。这年7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军人工艺实习厂，取消总办制，商震虽然没有了明确的职务，但是仍然过问军工事务，直到1927年。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1924年冬，阎锡山为要出兵石家庄阻击吴佩孚北上，故意虚张声势，将原有的十个团改编为十个旅，搭成一个空架子。军队返回太原后，又进一步充实扩编，增加了一个旅，总兵力达到十一个旅；并成立第一、第二两师，分辖第一至四旅。商震升任第一师师长。扩编完毕，樊钟秀来攻，大败晋军蔡荣寿部，经峻极岭进入山西辽县（今左权）。危急之中，阎锡山派商震率第二旅第三团全部、第四团两个营，以及第三旅第五团、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驰援。商震从一位美国牧师处借来一部汽车，率先到达前线。鉴于形势危急，他果断地处决了十七名临阵败逃的官兵，使军纪为之一振。然后挥师猛攻寒王镇樊军总部，樊军全线溃败，撤回河南。与樊钟秀之役，一扫征湘失败带来的阴影，商震作为一员战将，擅打硬仗的形象重新树立了起来。
绥远都统
1925年夏，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民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地盘，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阎锡山开始采取联直吴、奉张，反冯的立场，战事连续发生，商震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26年春，阎锡山答应吴佩孚配合扫除北上障碍。他交待商震：“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奉阎锡山之命，商震率其第一师出兵，以抓孔庚为借口，攻占顺德。接着，又北上保定，收编了国民第四军魏益三部（不久前刚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军序列），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驻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大同指挥作战。5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别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这时，张作霖急电阎锡山：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是否可将你的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鄙处骑兵打到察北，占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8月上旬，奉军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商震乘势指挥所部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一直打到归绥，从而把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地区。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9月3日，阎锡山电报商震以前敌总指挥代理绥远都统。
与商震率部打到归绥几乎同时，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后，国民军旧部纷纷重归于冯玉祥大旗之下，绥远形势变得严竣起来。为了不与国民军再起冲突，商震向阎锡山转达冯玉祥“望合作救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愿望，并提议“避让弃绥”。阎锡山权衡再三，听取了商震的建议：“我方观测大局，权衡利害，当让奉方单独解决。执事主张避让弃绥，尤为明切。然奉方作法及大局变化颇有观察之余地。我方似不应取决绝主张，致失机宜。须本昨电意旨，先将第一期应撤之队伍，速令开回；俟布置妥当后，该都统候令将军民两政，交属僚代拆代行，回晋一次，以便面商一切可也。”于是，除留一师两旅驻绥外，其余在绥部队陆续撤回山西。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阎锡山易帜，商震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随即，奉命沿京绥路向奉军发动进攻。在遭到截击后，毅然舍弃大同、天镇等地，全军撤守雁门关，凭长城固守，奉军屡攻不克，双方长期对峙。1928年2月20日，商震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长，辖第一、四、五、六、七、十五各军。战事发动，他以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左、中两路作战主力，完成从侧背进奉军的任务，在配合右翼部队正面进攻的同时，一举攻占察绥。北伐成功后，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由统兵将领变成了方面政务大员。
自主奋斗
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早在代理绥远都统之时，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于短期内在归绥创建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北伐完成后，他以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蒋介石的大旗之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易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扩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进行干部准备。同时，他还通过张学良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成立一个师。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显得有些幼稚。他没有看到蒋介石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各势力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局面下，他的河北省主席实质上是阎锡山在各集团的政治争斗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说仍然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对于他的独立企图阎锡山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就在商震陶醉于摆脱阎锡山羁绊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时候，1929年8月10日，一纸“调令”把他由河北省主席变成了山西省主席。
调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是阎锡山使出的一个撒手锏，不动声色地把商震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过去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阎商关系的转折点，最终导致了商震的离山西而去。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政治、军事、经济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却只有俯首就范的份，阎锡山的能量与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回到山西后的商震虽然仍为省主席，但一开始就陷入有职无权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出走大连之前，责成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善后，商震被晾在了一边。山西军队整编，商震虽被任命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但却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第三十二军冯鹏翥师之高鸿文、黄光华两旅为商震旧部，军队整编未竣张学良未予发饷前，各部队均以贬值晋钞维持。商震则竭尽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对该两旅时以现金补助，各将领因此不平，王靖国、孙楚等阎的嫡系将领更是表示极大的不满，情绪非常对立。商震自知矛盾难以调和，索性使问题表面化，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一次性撤换了25个县长。这样一来，舆情大哗，终于演成了一次太原军民的驱商大会，在文瀛湖畔，群起声讨；军界也同时酝酿驱商。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歪打正着，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就势借口奉蒋介石中央之命，出兵拦截举兵进攻奉张的石友三部，率旧部高、黄两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出娘子关，东开河北，脱离了他赖以发迹的山西。蒋介石赏识商震的才干，早有延揽之意。商震脱离晋系后，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仍领有第三十二军军长一职，并迅速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两万余人【2】。
抗战军兴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第三十二军被编入第二军团，商兼军团总指挥。3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二十八联队一部窜入冷口，到达姚家庄附近，并占建昌营。商即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附骑兵一部由滦河西岸经松树营、爪村兼程前进，驱逐建昌营及冷口之敌，同时令第五十七军派骑兵一部于抚宁、卢龙、台头营等处遥为呼应。3月21日，敌机10余架猛轰建昌营及冷口各阵地，继之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至23日夜，守军伤亡颇重。24日，商鉴于情势紧迫，于午后率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两师长及炮兵指挥官亲赴第一线，激励前线士兵。爱国官兵士气大振，与敌展开血战，终迫敌退据肖家营子及以北地区。4月3日，敌机大肆轰炸冷口后方迁安县城一带，并连续派小股部队侦察白羊峪、擦岩子口附近地形。商震判断，敌有进扰左翼阵地企图，乃急令第一四一师派有力部队扼守此地，以防不测。4月9日晨，敌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10日，敌突破樱桃园、白梨山鞍部阵地，界岭口方面亦请求增援。商震一面电请北平军分会调丰润之第四十军向太平寨方面急进，一面令第八十四师率部增援冷口，并令驻古冶之第一四三师之1团向建昌营推进。至入暮时分，马道沟、燕窝口等地相继失守。商震以燕窝日关系全线安危，乃急令第一三九师于10日晚分兵三路向敌反攻。各部均受敌火力所阻，伤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敌沿长城向东席卷而来，而我增援部队远未到达，商震遂命守军撤至冷口以南预备阵地。撤退中，遭日军飞机轰炸，遂成溃军。商震只好改令部队撤至滦河右岸既设阵地。5月底，商震部调回北平。1935年4月3日，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1935年6月商回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备司令。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发表了《东征宣言》。蒋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震对南京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不愿将实力消耗在对红军作战上。他连夜乘车到南京，面向蒋介石申述自己当年脱离阎锡山之羁绊，并借口与阎不睦，无法合作，拒绝从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商震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在冀南豫北阻击日军。1940年，商震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宫，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介石嫡系。不久，跟随商震多年的中将周思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人各有志，走就走吧。”
周恩来在重庆，通过王兴纲向商震要求代为寻觅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孙炳文与老革命家任锐所生的儿子任名世的下落。商震明知特务监视，但他得知是周恩来委托之事时，仍然冒着危险转托宋肯堂，辗转找到了任名世，并使之安抵延安。王兴纲到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仍以商震为依托。后又为了王兴纲的安全，派人护送他离开重庆。
外交长才
1940年6月，商震调任重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从此也就结束了30余年的戎马生涯。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他如鱼得水，尽展生平所志，成为那个时代盟军中的外交干才，蒋介石对他极为器重，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
考察缅印马战区
商震从陆军上将调任外交战线，一方面是由于他擅长英语，能和外国人直接对话；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擅长交际，有外交天赋。商震的这些优点使其在兼任军委会外事局长后，与英、美军事人员接洽顺利，颇受好评。
1941年初，当日军危及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时，中英两国就共同保卫缅甸进行了具体讨论。为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中国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1941年2月出发，先赴缅甸，在考察了缅甸的地形、交通、气候、军事设施、民情等情况并进行研究后，商震等人认为，日军一旦与英国开战，将首先在缅甸境内击溃英军，腰斩滇缅公路，而不会先在中国境内切断滇缅公路。因此，中国军队应尽早以三至五个军的兵力开赴缅甸，配合驻缅英军布防。这些判断和建议集中体现在考察团提出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中。这份计划书得到军委会认可后，立即转送驻缅英军。随后，商震又率团赴印度、马来西亚进行三个月的考察。回国后，考察团编写了长达30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连同前述计划，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报告书送交英方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英方没有做出积极回应，一是因为其自诩力量雄厚，认为日军不敢轻易向他们挑衅，盲目相信即便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也不会选择在缅甸境内；二是英国担心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人数超过英军，将会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故不同意中国立即派兵去缅甸布防。英国的傲慢和无知最终使商震考察团的计划及报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开罗会议高参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是战时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商震能以蒋介石首席随员身份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盟国首脑会议，充分说明蒋介石夫妇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出席开罗会议前，商震已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起，精心拟定了要求美国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和要求英国协同配合反攻缅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为中方高级将领，商震同美方高级将领乔治·马歇尔将军、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英方高级将领蒙巴顿将军等一起就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开罗回国后，商震又根据开罗会议的决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缅甸的具体作战计划。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中国未能参加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谈，而只参加了美、英、中第二阶段会谈，但商震等人还是坚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在会议的闲暇之时，也与美、英两国代表保持联系，并就会议要旨进行了积极沟通。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七点补充建议，其中三点被提交给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最终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英、美代表对包括商震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驻美军事代表团
1944年3月，为促进中美谅解与合作，争取美国扩大对华军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军事关系，蒋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称，商震任团长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各界都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中、美、英加强军事合作之举。该报还称赞商震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多年，经验丰富，必能胜任新职。
5月17日，商震一行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政要就加强对华军事援助进行了交涉。5月30日，蒋介石致电商震指出，日军已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请其转告马歇尔将军，加强第十四航空队的实力。5月31日，商震代表蒋介石向罗斯福总统表示，为挽救豫湘桂战场危局，希望美国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这一请求遭到美方拒绝。1945年3月，商震又与美国军方要员李海会晤，就苏联对日作战及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等问题进行晤谈，并就雅尔塔会议是否有秘密协议之事进行探询。李海委婉告知商震，苏联对日作战一事已有规定，而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一事仍需时日，至于雅尔塔密约之事则未作表示。
尽管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商震的工作成效有时不尽如人意，但在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商震充分显示了其精力过人、处事勤勉的优点，他为争取中国战场急需的物资装备奔走不息的敬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表现甚至赢得了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宴请。
力主废除天皇制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受降。1946年下半年，首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因在东京私生活失检而被撤职调回国内，商震奉派继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6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在二战中犯有弥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在此之前，由各同盟国家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已先期抵达日本，并围绕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举行军事代表团辩论会，商震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会议。期间，商震代表中国在辩论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指出，不论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以后对中国长达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作为日本惟一的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惟一最高统帅，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中国坚决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商震的慷慨陈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心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天皇制未被废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但商震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辩论不容忘却！【3】
1949年3月，商震辞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受到朱德、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东京，享年90岁，商震一生不断追求进步，晚年虽定居日本，身在异国他乡却念念不忘祖国。逝世后，其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3、杨爱源（1886年—1959年），字星如，号革非，山西省五台县门限石村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保定军校毕业，长于练兵，短于作战，虽没有特别的成绩，但因是阎锡山的五台同乡，忠厚老实，因此一直是阎锡山嫡系的嫡系，先后给商震和徐永昌当过监军，官至察哈尔省主席，二战区副总司令，1949年后护送阎锡山的财产去了台湾。
杨爱源系晋军主要将领。跟随阎锡山三十多年，历经晋绥军的发展、壮大与衰亡，先后担任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曾获二等云麾勋章、晋授一等云麾勋章、二等宝鼎勋章、晋授一等宝鼎勋章、胜利勋章、忠勤勋章。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总指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5年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抗战时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协助阎锡山管理军事，1948年，从上海去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59年病逝于台湾省。
商震的副手
阎锡山的嫡系
山西省五台县人。生于1886年，排行第一，幼读私塾，祖上务农。1907年，21岁的杨爱源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二期，弃耕习武。1912年转入培养初级军官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杨爱源完成陆军学校的学业，暂入北洋系段祺瑞部见习。见习期满后，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回山西督军公署服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比较正规完善的军事学府。出于尽快充实晋军的考虑，阎锡山对军校毕业生倍加珍视。因此，杨爱源一入晋军，即被委为连长。旋即又升任营长。1916年初，阎锡山将投晋的商震所部编为一个团，杨爱源营编入商团，借充实之名，行牵制之实。这样，杨爱源一度成为商震的部属。杨爱源在晋军中以为人忠厚，谨慎职守著称，因此在得到阎锡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亦颇有人缘。曾为商震部属的杨爱源，后来一直与商震同步升迁，商震非但不忌，还引为知已，以至于在离晋之后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说：“星如对震，情谊深厚，始终如一。”
1917年秋，杨爱源率所部第一团第三营随旅长商震赴湘作战，遭遇伏击，大部分官兵被俘缴械。当时晋军满打满算只有两个整旅，一个旅血本无归，损失可谓惨重。消息传回山西，深感折翼之痛的阎锡山焦急之余，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却是：“打听杨爱源的下落。”对杨爱源的关爱不言而喻。也正是因为有阎锡山的关爱，湖南败绩，损兵折将丢盔卸甲以后，杨爱源不仅没有蒙受处分，而且官升一级，由第三营营长递补第一团团长（团长蔡荣寿调任新成立的第十团团长），跨入晋军高级将领之列。
此后，随着晋军的一次次扩充，杨爱源步步升迁：1924年冬，阎锡山实施第二次扩军，杨爱源由团长升任六旅少将旅长，并独立于商震第一师（晋军统编为两师十一旅，第一、二两师分别辖第一、二和三、四旅，其余各旅直辖）之外。1926年的“讨冯”之役结束后，杨爱源因率所部参加商震指挥的中路军作战，一直把国民军逼退至西北地区，论功行赏，升任第六师中将师长。易帜北伐前，晋军第三次扩军，原有之师的番号一律改称为军，杨爱源再升一级，成了第二军军长，与商震、徐永昌齐名。
随同商震卖车皮
1926年阎锡山联合奉、直军打败冯玉祥后，夺得绥远地盘，商震为绥远都统，杨爱源率第六师驻扎丰镇。平绥路由于战争关系很长时间不通，平津方面商品不能运到绥远，绥远方面土产不能运销平津。迨战事一停，商人亟欲运货，而铁路车皮多控制在军队手中，乃想方设法向军队购买车皮；为了避免沿途税关措索，并贿通驻军派官兵押运。计由包头到天津一往返的车皮费、押运费，不下数万元。商震在绥远都统任内头半年，出卖车皮所得闻达400余万。杨爱源驻丰镇也扣有少数车皮，曾同商震一样搞了好几次，师部人员有的分了些余沥。后来绥远卖车皮的风声被阎锡山知道，要严厉查办，商震得悉，先将替他专办该项勾当的亲信中校副官郝某枪毙，以郝私擅盗卖搪塞了事。当郝某被扣时，我记得杨曾密电商震为郝缓颊，复电说接讯较迟，已经执行。其实去电到时郝尚羁押。
晋军训练总监
还在1926年冬，鉴于晋军在不断扩充和连续作战（先是出兵石家庄堵截直军，又是反击攻入辽县的樊钟秀部，再就是讨伐冯玉祥国民军）以后，亟需整顿的现实需要，阎锡山组建晋绥军训练总监部，委杨爱源兼任训练总监，负责全军的整训。在训练总监任内，杨爱源从晋军的实际出发，结合孙子兵法的战术原则，总结出“节短势险”的作战方略，并在对各部队的督导中强调“二百米以外不得放枪”的战术要求，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北伐讨奉时，傅作义率部守涿州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战例。
定县瞎突围
1927年山西出兵北伐，分左右两路，左路出京绥路，右路出京汉路。杨爱源率第二军的3个师（第二、第六、第十二师），和炮兵3个团，机关枪半个团（那时山西只有机关枪一个团）出正太路，截击京汉路奉军。初攻很顺利，第二师、第六师连占正定、新乐、定县等县，前线进至清风店一带，才被敌人顶住。军部和总预备队第十二师到达定县县城后，被奉军戢翼翘军3个师迂回包围。第十二师师长杨效欧以定县城大、兵力不敷分配，坚主撤守西关。激战5昼夜，阎锡山派第十旅卢丰年旅1个营增援无效，到第6天的拂晓，决计突围撤退。守西关的全部官兵，由西门突围向曲阳转进，经行唐、灵寿、获鹿等县退回娘子关，清风店方面的两个师同时撤守井陉一带。从定县西关突围之前，原认为一出关门必有重大阻击，伤亡不少；可是出关没碰着敌人一枪一弹，很觉诧异！事后侦知，戢翼翘因为得悉后方涿州被晋军袭击占领，已经解围而去。杨爱源这一突围，真是瞎突了。
由于山西北伐兵力以杨爱源第二军为最雄厚，一般人对右路军期望很大。迨定县撤退，全局改取守势，各方责言都丛集于杨的一身。杨认为原定北伐整个出兵计划，规定了各军作战进度，某军某日应达到某处，第二军完全按规定的进度进展，其他各部多未依限达成任务（袭击涿州部队也迟到五六天），以致奉军能够齐集兵力反击第二军，第二军奉令撤退，根本没有错，今竟成了众矢之的，实在冤枉，因而要拟辞职电稿。胜败兵家常事，打了败仗，众人责难，打了胜仗，众人要转而恭维，北伐战争一定胜利，莫说奉军把我们赶回山西本境，就是赶到黄河，最后他们还是失败的，何必愤懑这一时。他固执要把辞职电发出。次日阎锡山复电慰勉，并通电各部，把失败之咎归到他自己身上，以杜众口，杨始释然。
徐永昌副手
察哈尔省主席
1927年、1928年的两次北伐，杨爱源先后在第二军军长、第三军团军团长任上率部参加。北伐胜利后的1928年11月，杨爱源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从此直到1931年1月因中原大战被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杨爱源以方面大员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政治经济政策，主导察省省政。到张家口就职。省府秘书长和各厅处长都系阎直接遴用之人，杨以军人初任政务，看到他们不大买帐，内心颇感不快。有次因为交给秘书处办理的一件公事，秘书长栗乃敬延搁未办，杨大发脾气，亲写一手令将栗撤职，要即刻发表。秘书说明机关办事手续与军队不同情形，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同时保证告诉栗以后多加注意，免有积压，杨才渐渐气平，把该撤职令收回，未引起人事纠纷。
对反蒋战争无信心
反蒋军事酝酿之际，杨爱源尚在察哈尔任上。1930年1月，阎锡山秘密召集晋军主要将领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杨爱源接到电报后，星夜从张家口（当时的察省首府）赶赴太原。会上，在多数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杨爱源采取了支持阎锡山的立场。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并不以为然。就在参加完太原的秘密会议回到张家口后，杨爱源与其秘书长分析局势，秘书认为就是非而论该反蒋，就利害而论却反不得。他问为什么?“北伐之役，奉军被驱逐出关，张作霖挨了皇姑屯一炸弹，张学良‘岂尝须臾忘我哉’。但以他反蒋没有好处，因为平、津不能让给他；如他帮蒋打，平、津他唾手可得，张学良又怎能放过这个机会?所以战事打起来，奉军定坐收渔人之利。”杨听完，围着桌子转了好几圈，叹息地说：“太原（指阎锡山）完全主战，我们如说打不得，他们要骂我们是汉奸，只好跟着走，前途希望当然是很小的。”
尽管杨爱源对发动反蒋战争有着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却不会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原大战打响，杨爱源担任陇海线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徐永昌指挥孙楚、杨效欧、杨耀芳、关福安四个军，彭毓斌的两个骑兵师，以及配置在这一线的友军刘茂恩、刘春荣、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等部。
阎锡山的过渡替身
阎、冯反蒋战争失败后，阎锡山为了缓和蒋（介石）张（学良）对他的攻击，避免山西老巢的覆灭，决定下野赴大连。行前给杨爱源一封亲笔信，上写着：星如（杨的别号）转启予（商震）、次辰（徐永昌）、萃崖（孙楚）、宜生（傅作义）、印甫（赵承绶）、子梁（周玳）、毅如（杨效欧）、舒民（李生达）、治安（王靖国）、光甫（杨耀芳）诸弟：我决计下野，今后政治由启予负责，军事由次辰、星如负责，次辰、星如担任晋绥警备正副总司令，希望诸弟精诚团结，善为应付，共渡难关等语（原函大意如此）。当时山西将领反对商震很甚，徐永昌自解兵权，军政的烂摊子实际落在杨爱源肩上，原来阎锡山总司令部的公事，逐日送杨宅处理，杨成了这一过渡时期阎的替身。
接受张学良改编
1930年冬天，华北杂牌军队都由张学良（驻天津）负责改编。改编方案，山西只留四个军；番号为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徐永昌的第三十三军，杨爱源的第三十四军，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但山西将领内部争执甚烈，有的要商震专任山西省主席，让出三十二军军长，有的要傅作义专任绥远省主席，让出三十五军军长，争得一塌糊涂，尤以孙楚活动最力。杨爱源为了维系山西内部不破裂，多方疏通，结果增编了一个护路军，以孙楚为军长，一场纠纷才告消弭。同时加强控制各军、师长的思想情况，从而使大战之后的山西局势一步步趋于稳定。
拒绝蒋介石的收买
鉴于杨爱源在山西的影响力，蒋介石有意网罗，并不惜以利相诱。中原大战带给山西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阎锡山苦心经营十余年而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地方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晋钞贬值——其与银元的比值由1∶1降为30∶1；典当业纷纷倒闭——1927年有660家，1933年仅剩306家。政府财政极度困难，连部队的薪饷都难以按时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忽然有一天太原祥记公司秘密转给杨爱源50万元汇票，声言是由南京电拨过来的。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有一笔40万元的巨款转到了杨爱源的名下。这从天而降的90万元巨款就像一颗烫手的山芋，收又不便收，退亦不好退。在两难选择之中，杨爱源踌躇再三，心生一计。一日，他邀集各将领公开宣布有南京拨款90万元，要大家商定一个分配数额。随即，由各部造具正式领据请领，一文不留分了下去。再着人将领据汇总寄给蒋介石，连一个“谢”字都不提，完全一付公事公办的架势。蒋介石接到杨爱源寄来的领据之后，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触景生情，老搭档徐永昌由衷地说：“星如够个忠厚人！”
讨伐石友三
1931年夏，石友三策动反张（学良），阎锡山起先答应配合行动。正当杨爱源等根据阎锡山的秘密指示进行出兵准备之时，截获了萧振瀛给宋哲元的一封电报。电报说，蒋允每月给宋哲元军饷230万元；晋军出动后，宋可就近夺取山西地盘，军政全归宋掌握。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从确保山西考虑，杨爱源与徐永昌商量改变计划，按兵不动。这时，石友三的前锋已过石家庄，向保定进攻。张学良一面拉拢宋哲元部威胁太原，一面致电杨爱源和各军师长，敦促通电讨石。杨爱源召集各军师长会议，商议对策。众人皆以张学良逼人太甚，不同意通电。杨爱源的说法则是：“我们要学总司令过去应付省外事变抓火候的精神，现在不到反张的火候，而且面临宋哲元反窝的危险。还是要忍耐，把电报发出去。”结果依杨爱源的意思，“讨石”通电经过反复修改之后，发了出去。见山西方面如此，反张的其他各部也都观望不前，石友三孤立无援，腹背受敌，很快就败下阵来。山西方面却因为谨慎从事而安然无恙。
山西军阀的省庆
张学良打垮石友三后，鉴于山西局势的不可靠，除在改组山西省府时安置了奉系几个委员和厅长外，暗中布置夺取山西地盘。适值阎锡山潜从大连返回五台，虽然以省亲为名，实际图谋东山再起。于是张的进攻山西更振振有词。一面利用反蒋战争失败后进驻山西的一些杂牌队伍，如孙殿英、鲍刚、张人杰等从中掣肘，一面调遣他的直属部队准备从平绥、平汉两路入晋，先头的白凤翔骑兵师已经开抵寿阳，距太原只有60公里。太原情况岌岌可危，内部意见又极不一致。张学良为了不战而胜，在弯弓待发之时，电召杨爱源等到北平相商。杨临行前密嘱准备第34军的交代（杨为该军军长），到平后来电告诉已住德国医院治病，情节紧迫可想。不料仅隔几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奔走呼号，共赴国难。张学良不能不取消进攻山西的打算，把开到晋境东北军撤走，转而优待和安慰山西将领。除原编的山西各军师长仍旧供职外，任命杨爱源为山西清乡督办，孙楚为会办。接到杨任清乡督办的电令，转电北平德国医院告知，杨复电在太原为他发出就职通电。不久，杨由平返晋，据告，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五六天后找他谈话，说现在国难当头，国内应团结一致，不应发生别的问题，入晋东北军已经调出，你们迅速回去等语。这是个意外的转变。同时，原来要驱逐阎锡山离晋之事也搁置不提，旋竟任命为太原“绥靖”主任，使他重行登上土皇帝的宝座，山西局面仍然照旧。因此有些人说，九·一八国难，倒成了山西军阀的“省庆”。
民军总指挥
阎锡山从大连秘密回到五台河边之后，立召杨爱源面授机宜，布置一切。
在见过阎锡山后，杨爱源在太原迅速组织起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以孙楚出任副主任委员，各军、师长为委员。委员会有正式的机构设置，下设总务、考核、教育和补充四处，编制名额上百人。委员会聘请军、师、旅长20余人分别为中将、少将督练员，派在各处服务，主要负责点发各部队的饷项。这些督练员每月定期到各部队去进行考察、点验或校阅，各部的动态尽在掌握之中。这样，通过杨爱源主持的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阎锡山以在野之身重又把晋绥军牢牢控制在手中。与此同时，顺应“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民众抗日救亡的要求，杨爱源自兼所长的“抗日义勇军训练所”于1931年11月在太原市上马街农业专门学校成立，召集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集训三个月。参加训练的男生600余人，女生30余人，由陆军军官教导团教官樊北辰、邓世通、韩浚等讲授各种典范令和组织操练与野外练习。是为山西抗战之前民众军事训练之始。
新编陆军
1932年2月，阎锡山复出。同年6月，杨爱源担任了第三十四军军长。1935年12月10日，杨爱源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在此之前，他以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贯彻阎锡山的“民众防共”计划。在充分领会阎锡山意图的基础上，杨爱源把山西全省分为12个“防共保卫区”，每区委派总教练一人，负责区内壮丁的训练，要求人人学会投手榴弹和打枪，平时维护地方治安，必要时顶上去与红军作战。同时，正式设立了带有军事性质的基层防共组织——“山西防共保卫团”。防共保卫团隶属于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由杨爱源兼任总指挥。接着，依12个防共保卫区先后成立12个团，团辖大队（营），大队辖区队（连），区队辖分队（排），分队辖小队（班），完全按照正规军编制。防共保卫团成员称团丁，团丁由沿河21县中18岁至25岁之青年充任，通过轮流训练，接受3个月的军事训练。以期成为阎锡山所要求的“全面之民众防共自卫武装组织”，“平时好像宪兵警察，维持地方治安，红军来时，用他们前去抵御。”
红军东渡进入山西后，杨爱源被阎锡山任命为“剿匪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负责指挥晋绥军的七个师实施抵御。为了充分发挥“民众防共”的作用，杨爱源将原有的12个防共保卫团迅速扩充成20多个。红军回师后，改编为山西新编陆军，由杨爱源任总指挥，直辖24个团，没有中间组织。秘书劝他，这样编制，不仅不利作战，而且不利训练；特别是将来对外抗战，这些散团，实有拨归别的部队的顾虑。杨同意，但是不敢向阎申请。果然七七事变爆发后，新编陆军的24个团完全分割拨属其他部队，杨所担任的第六集团军，很少自己基本队伍，因而在指挥作战上每有呼应不灵之苦。结果第六集团军的抗战只是避战，日本人来了就走避。杨常请求把各团编师致被分割为失计。1936年7月，杨爱源卸第三十四军军长任，遗缺由杨效欧接替。从此，不再直接领兵，只做阎锡山的方面军事统帅。
迁就孙楚
杨爱源练兵有他一套，作战却很不行。由于孙楚一向是他直系部属（杨任团长，孙任营长；杨任军师旅长，孙任师旅团长），而且有点小聪明，一个作战计划，能同时提出三几个方案任凭选择，所以杨在各个战役中的指挥，常常依靠孙楚，孙说攻就攻，说守就守，说退就退，他本人很少主张。孙在杨面前渐渐表现骄横无状，特别是当一些将领的集会上，对杨的傲慢态度，使旁人处之，必觉万分难堪，而杨常是若无其事。1938年，第六集团军总部驻山西临县时，孙楚任副总司令，同杨闹意见，几个月不见杨的面，参谋处送阅的稿件，孙每画个大圈圈摊回。我得悉此情，劝杨设法消弭，杨当遄赴孙处探视，并邀孙聚餐，欢若平生，芥蒂尽释。太原军人每谓孙楚不易指挥，只有杨爱源能迁就他，才能得到他一些协力，情形确是如此。
首席高干
抗战军兴，杨爱源出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统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以及新编第二师、炮兵第二团等部，先后参与指挥平型关、忻口两大会战。忻口战役后，奉阎锡山之命驻节临汾，指挥晋南部队并兼理辖区各县行政。
教导军代总司令
教导军总部直辖13个旅，共39个团。内有7个旅、21个团，系原来抗日决死队等改编的新军，政治工作人员受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因而这7个旅后来成了革命抗日的军队。可是阎锡山任用的许多落后军官，一直同政治人员闹摩擦，控告旅团营政治领导同志的文件日必数至。杨爱源摸透阎锡山的心计：重视新的政治人员，企图改变队伍的暮气，加强其统治力量。于是在上项摩擦的初期，总是说我们那些旧军官怎能合得拢朝气勃勃的新人物?常采搁置不理的态度。后来看到愈争愈烈，向阎请示解决办法。阎为此事专下了一个手谕说，新军军政人员纠纷，概由他亲自处理，任何人不得过问。用意在使新的政治人员安心，旧的军官不再闹意气。教导总部接到这个手谕以后，凡属新军军政人员互控文电，统检齐摘由封送阎锡山核办。实际阎所谓由他亲自处理，因为无法解决，也只是搁置不理而已。及至1939年12月新军7个旅全部起义，脱离阎锡山，加入八路军并肩抗战后，阎在某次干部大会上宣布这回失败咎由他负，但他与杨爱源仍有时骂他们用的军官都是些死人。
阎锡山的副手
1938年2月，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集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检讨抗战工作，并宣布成立新的组织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杨爱源被指定为十三高干之一。此后，杨爱源所有的职务除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之外，一律以阎锡山副职的面貌出现——1939年3月，第二战区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成立，阎锡山兼委员长，杨爱源任副委员长；同年3月13日，杨爱源升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山西省政府联合成立主持会议，杨爱源任主持委员，协助司令长官阎锡山处理长官部及省政府的日常事务。
杨爱源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引起了同为嫡系将领、又因铁军组织的关系如日中天的王靖国的不满和忌妒。为了取杨爱源而代之，王靖国不惜寻衅滋事，常常在一些公开场合制造事端使杨难堪。甚至匿名呈报阎锡山，攻击“副长官”受秘书长包围，排挤打击忠实干部。面对政敌的一次次挑衅，杨爱源明知是“治安取瑟而歌，迫我走路”，却仍然一本凡事忍让为先的姿态，要其秘书长“再忍耐一两个月，一同赴成都休息。”
惯于在部下的派别之争中实施控制的阎锡山，对于王杨之争洞若观火，但起初并不动声色。待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出面替杨爱源打抱不平了。赵承绶找到阎锡山，说：“司令如不信任副长官，可叫他到后方休息，否则应该维护他的威信，免得有人倾轧他。”阎锡山听后，极力否认不信任的说法。随即当众宣布，今后无论什么公事，须送副长官核办，不得越级呈报。既然阎锡山公开确认了杨爱源的权力，别人就不好再说什么，王靖国的小动作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经过这次内部倾轧，杨爱源因祸得福，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有人说杨爱源是福将，此为一例。1945年2月16日，同志会在吉县召开“基干同志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从强化同志会组织的目的出发，实行高干责任制，十三高干进行了职责分工。在这次会议上，杨爱源被推为“首席高干”，位居十三高干之首。
性格特征
从民国初年军校毕业投入晋军开始，杨爱源在阎锡山幕府之中前后效力三十余年。集三十余年追随阎锡山鞍前马后不遗余力之经验，杨爱源深有感触地说：“跟会长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他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正因为杨爱源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身体力行，所以三十年如一日，阎锡山对他信任有加，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在此期间，环顾阎锡山左右不断有人离去，或任职中枢（如贾景德、徐永昌等）、或另立门户（如傅作义等）、或引退闲居（如南桂馨、赵丕廉等），杨爱源却是始终如一地服务于山西，服务于阎锡山，直到最后。
抗战胜利后，杨爱源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此后的一个时期之中，他以同志会首席高干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双重身份主持山西省军政联席会议集体办公，在风雨飘摇之中勉力为阎锡山维持一切。在此期间，他工作上谨慎从事，本职之外不问其他，每天黎明即起，会客、传见、批阅文电，忙个不停。政治上不偏不倚，每天的朝会讲话，只按阎锡山的讲话精神复述，很少发挥。
杨爱源的外甥张隽轩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年参加牺盟会的领导工作。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后的第三天，军调部派出调处小组到太原。张隽轩托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带给杨爱源一封信亲笔信，作为舅舅的杨爱源对外甥的情况十分了解，敏感地认识到张隽轩有意做他的策反工作，而这是犯忌的事情。于是，他连封也没拆即把信原封不动地呈给阎锡山。阎锡山理解杨爱源的用意，亦不再提起此事。杨爱源的谨慎从事，由此可见一斑。
守护后路
1948年冬，太原被困，阎锡山开始做退出山西的打算。于是，杨爱源被免去本兼各职，以“交涉补给事宜”的名义，派驻南京。此后，杨爱源主要从两个方面着力：其一，在南京与代总统李宗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及飞虎队陈纳德等周旋，为阎锡山预作政治上的安排，争取行政院长的席位。其二，集中各地资金，从经济上设法。当时，山西官办企业，包括“中记董事会”、“民营事业董事会”、“省营业公社”、“绥署会计处”等名义下的银号、公司、路局、矿局、供销社等，大约有四十多个实体，均有相当可观的资金和营业范围。这年底，阎锡山命令这些企业，除西北实业公司以外，一律结束，货物变价款尽快运送上海，集中于杨爱源之手。几个月中，共约集中起了四万五千两黄金。在家国危难之际，阎锡山毫不犹豫地把山西的经济命脉全部托付于杨爱源一身，信赖之情莫过于此。
1949年4月间，杨爱源奉阎锡山之命，负责将集中在上海的山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一起设法用飞机送往台湾。离开大陆，对于杨爱源来说实际上也就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台湾，杨爱源开始主要负责管理日本赔偿西北实业公司机械事宜，后来就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的虚衔，过起隐居生活。1959年1月2日，杨爱源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六天以后，杨爱源出殡，阎锡山赴台北致祭，所撰祭文言：“兄自隶军籍，为国宣劳，垂四十年，其劳其功，岂能尽言，今竟赍志长逝，使我痛彻心弦。”并挽以：“报国誓同心，与我驰驱成永念，望公常拭目，怜君忧患到弥留。”
4、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病逝于台湾。
孤儿从军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沿沟村的贫寒农家。依照崞县地方耕读传家的习俗，徐永昌五岁即在粗通文墨的父亲指导下读书认字，开始念《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及至七岁便入塾受业，先读《论语》，依次读了《孟子》、《大学》、《中庸》、《左传》、《书经》，并涉猎《诗经》等。有了良好的旧学基础。幼年的徐永昌天资聪颖，但缺乏恒心。
这年慈禧扶植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毅军总统（军长）兼武卫左军总统宋庆，率部护驾，十二月到大同。一个营底（营本部）驻曹叔店内。师爷（书记官）徐椿龄老先生是营口人，很爱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贪着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唤水，往往无人应声。永昌不忍，常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诚实勤谨，又怜他身服重孝，向店东打听清他的身世后，就问永昌：“你愿意跟我走吗？”永昌回答：“愿意。”于是在营部给他补了个名字，幼不成兵，也无力作夫，只是在徐师爷身边执勤而已。永昌随营底移阳高，到崞县，过韩侯岭，渡黄河茅津渡，走怀庆，经彰德、赵州、保定，宋庆部于銮驾回京后，即驻通州。永昌一年多间，走三省数十州县数千里。到通州后，他补了一名马夫，照顾马匹。常于夏天午休时到四野无人的溪边将衣裤解下洗净，在石板上晾干。官长常示范说：“徐永昌是发一套服装的夫，却比你们发两套服装的兵整洁得多！”年底补为兵。20岁时，文案何毓淮，为他买了匹私马，加入马卫队，到哈尔滨剿匪。他第一次参加作战，所在部队就将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灭，擒获十余人。
军中求学
1904年，十七岁的徐永昌由军中苦力改做司书。在此期间，徐永昌凭借幼时入塾受业和勤勉，博得上司的好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加紧读书，充实自己。1908年，直隶提督马玉昆奏准，开办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录取的160人中，以倒数第二名入学，发愤苦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欢战术、代数、三角、历史四课，考试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讲堂上常向教习发问，有几位教员误以为有意为难，学校总办因此在宣统三年毕业考试时，罚扣他若干学分，将他拉到第二名毕业，授副军校（中尉），见习后正式派在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作副哨长。九月初八，阎锡山在太原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卫左军左路规复大同。1911年辛亥革命时，永昌倾向革命，不愿回家乡打枪，请求上级留京改任新兵营哨长。
1912年（民国元年），永昌考入陆军部将校讲习所。2年冬，永昌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南京陆军预备军官学校连长，辞未赴任，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3年初入学，教官则比将校讲习所的差，日籍教官还有侦探的嫌疑。1916年底举行毕业式，总统黎元洪亲监观礼。
国民三军
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称帝，春末，永昌与同学孙岳等，同谋倒袁，离京赴沪赴浙，袁死后，又返鲁，为吴大洲筹组参谋厅，7月返校。崞县续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壮，直下大同，遭阎锡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终不渝支持孙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应江西都督李纯之请，分发赴赣，因与西峰深相结纳，自愿任陆军训练总监部编辑官。6年7月张勋复辟，赴保定游说曹锟顾问孙岳；又约晋南李岐山赴天津与续西峰商对策。前陕西都督陆建章，让他带一万元，游说资助缺饷的通州张锡元旅进京讨张勋。张旅占领朝阳门，被王士珍劝出。后段祺瑞马厂誓师，曹锟响应，阎锡山派晋北镇守使由京绥路出兵讨张，张勋遁入荷兰使馆，闹剧收场。自倒袁相交以来，徐永昌与孙岳已成莫逆，一直以兄弟相称。6年12月，直督曹锟命孙岳在廊坊办军官教育团，孙任团长，孙又邀永昌任教育长，此后直军下级军官多由此征补，也成为后来国民三军干部的摇篮。孙中山见北方民党同志势孤，任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陕督陈树藩对抗。为经营西北革命根据地，7年5月续西峰约永昌等5人赴粤谒中山，中山已转日本。他们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贵州毕节、重庆，与唐继尧会议，又与熊克武会于成都，策划援助于右任。因滇黔川各系军均无远出心，与陕督军战斗不利，数万里远行无功而返。9年直皖战后，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11年直奉战争中，永昌接替带病的孙岳负责西路指挥，战争酷烈，双方伤亡惨重，坚守住阵地。战后，孙岳兼冀南镇守使、右翼巡防统领，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
直奉战后，张作霖暗地与孙中山、段祺瑞联络，组织三角联盟，谋倒占领北京的曹锟、吴佩孚。续西峰等凭三寸不烂之舌，作通了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工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亲督东路往关外打，一直打到山海关。可是负责西路热河的冯玉祥以修路名义行缓兵之计。10月23拂晓，冯军入城。事前与守卫各城门的孙岳部第二团约好，互相以统一制作的内镶白月标帜的黑旗为信，径围总统府，幽曹锟于延庆楼。冯自称此次行动为“首都革命”，史称此事为“北京政变”。永昌事前不赞成此举，（认为曹吴政治虽然不好，尚有国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顿改善。还有纵兵糟害百姓的人，我们却不问，反要先倒曹吴，这实在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仍与孙岳保持一致的行动。事后孙岳部编为国民第三军，拥有一个师、六个旅的兵力，徐永昌坚辞师长不就，出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保定，负责平津沿线北段治安。1925年初，孙岳就任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入陕督陕，入甘治甘”，徐永昌兼任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由保定开拔，经河南西进。是年8月，孙岳奉命兼任陕西省督办，任徐永昌为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准备向甘肃进发。不料，段祺瑞又任命冯玉祥为甘肃督办，第三军在入甘不能，留陕不足自给的局面下，引兵东进，出河南，北上京津。1925年秋，国民第三军入甘不能，转而出潼关，到河南。这时，续西峰等正在策动河南人樊钟秀进攻山西。续鼓动樊说，山西军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又说，祁（县）、太（谷）、平（遥）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吗？樊钟秀深受鼓舞，积极准备攻晋。续西峰则试图拉拢甫至河南的孙岳部一起对付山西。
徐永昌身为山西人，不愿桑梓涂炭，且对阎锡山的“模范省政”素有好感，又与晋军将领周玳、孙楚等有旧好，亦极力阻挠攻晋军事。在国民第二军胡景翼防区郑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徐永昌发言说，山西一贯奉行“保境安民”，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动则必败。不如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后，再做计划。之后，徐永昌率部北上。在石家庄，他见到原定协同樊钟秀攻晋的弓富魁、胡德夫。徐永昌明确说，我前奉督办（孙岳）命与岳（维竣，国民第二军军长）会议，决定合力攻奉，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弓、胡皆系山西人，亦不想与晋军作战。听了徐永昌一席话，遂放弃攻晋计划北上。这样，续西峰精心策划的攻晋之战，最后只剩下樊钟秀一支孤军。徐永昌恐山西方面事先不知情，遭受突然袭击，又在率部北上之前，遣人通过周玳向阎锡山通报了信息。阎锡山闻讯，迅速调兵遣将，由于樊钟秀力量自先不足，山西方面又早有防备，攻到辽县即被晋军打败，仓促之下由竣极关退出。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所部（第一师）及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其时孙岳因病休养，徐永昌受命代理第三军军长）。四五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徐永昌再一次明确表示不同意打山西。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军倾全力应战。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归来，召集旧部于五原，策划重振旗鼓。同时，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更加拉近了徐永昌与晋阎的距离，为扩大实力网罗人材计，阎锡山有意拉拢徐永昌。
徐永昌到太原后，阎锡山将此和盘托出，请求配合，徐永昌对山西的处境表示同情。双方商定国民第三军渡河进驻山西，阎锡山“自然用客军入境推诿奉张”，并月助第三军军饷三万元。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分驻汾阳一带。后因张作霖压迫阎锡山就副总司令职越来越紧，徐部又进一步东移到榆次一带。于是，阎锡山更以客军深入作为延宕张作霖压迫的借口。尽管国民第三军只是以客军的身份入晋，起先并没有加入晋军序列，但是一经踏上山西的土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津贴，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晋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
晋绥主将
1927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奉系张学良部在河南将吴佩孚的势力击溃，冯玉祥部由西安向潼关以外活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由湖北向河南推进，张学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对奉张虚与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成为必要的了。有鉴于此，徐永昌力主当机立断，向奉军出击。9月29日，阎锡山发表讨奉通电，晋军（称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杨爱源部三师出获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径出平山，合为一路，向北攻击。讨奉军事起初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占领宣化；右路的国民第三军与晋军联合部队在扫除滹沱河敌方前进阵地后，分别进至行唐和东长寿之线，再经过一次突破攻击，占领望都、定州。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津浦两线也发起进攻，奉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晋军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优势变为劣势，不得不全线后撤。这时阎锡山尚在东长寿前线指挥。
正当晋军开始全线后撤之际，徐永昌因见杨效欧师后部正向西行，说是向曲阳龙泉关去，又知杨爱源、周玳、杨效欧等其时业已西去，急令参谋追截。阎锡山感佩徐永昌的军事才能，特电约徐永昌到井陉晤，委之以东路指挥大权，第三军仍以客军待遇。徐永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正式接受三晋军符，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在徐永昌接受指挥东路军事的任务时，阎锡山主张毅然决然放弃前方，保守井陉山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固部署阵地，保得东路无虞。徐永昌则觉得井陉山阵地，一点准备也没有，山虽险峻而寒冷异常，人稀地阔，少饮水、无燃料，不经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难，虽有险要，亦用不上。故主张“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后方布置妥当，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后方军队容易整顿。总而言之，井陉山地虽然险要，不经部署则绝不能守，一处有失，全盘坚守均失。”于是，在徐永昌的坚持下，杨效欧的一个师被留在了前方。阎锡山起初认为晋军不长于野战，离开井陉山地非常危险。这样做是冒险，其结果可能会白白送掉一个师。然而，后来的事实是，凭借上述防御体系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奉军因天寒地冻及其它事故未能大举进攻，徐永昌则利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不仅将井陉山山地工事筑好，运煤、积雪水，一切都从容准备就绪。而且在井陉矿场积极炼了三四个月的焦炭运回太原，解了焦炭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间，奉军开始大举进攻时，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间，即退到井陉山，进入阵地。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于下野四个月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北伐军序列，准备继续北伐。晋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改称第三集团军右翼军，徐永昌续任该部指挥，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团军逐渐北上在形势下，三集团军发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军首先突破奉军防线（二三月间奉军发起的进攻持续了几个回合，不能动摇晋军阵地，双方便呈对峙状态），一击之下，敌即退过滹沱河，再次进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正当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国民第三军的名义布告安民之际，突然接到孙岳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同时接阎锡山命令，驻守保定。随即，阎锡山北上亦到达保定。
1927年底，孙岳从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脱离第三军（此前一直随军行动，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阳）。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线曾收到孙岳的亲笔信，说：“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对第三军的出路预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孙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后，决定正式加入晋系。在徐永昌的主动要求下，北伐胜利后，所部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
1928年7月，蒋冯阎李同到北京告祭孙中山，北伐战争结束。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约永昌到一个饭店，征求他对国家问题的意见：“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永昌说：“说起话来，总须关顾人心，江南常说的那套话，过河以后是应当加以纠正的，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这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这二势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有二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首肯者再。
自解兵权
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19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他以为主席是一文职，就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阎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他决定以后，邀集全军干部当面宣布，反应是全体反对。
到绥后，每天策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讨民间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辽阔，民生慓悍，官民都无所凭依。比如东胜没有城墙，县长嫌不安全，住到离城数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内办公。他就向阎请到三十万元，修筑城堡，武川县城在他调任后告成。1929年9月调河北，首先遇到的是与各国公使接触，来访回拜，彼此宴请，忙碌了一个多月。
屯垦戍边
早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龙江，见所到之处野旷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数十万，既固边防，亦省国帑。萌发了屯垦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绥远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垦戍边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不厌其烦反复向阎锡山建议的同时，徐永昌责成专人拟定了西北屯垦计划。其屯垦计划将屯垦分为兵屯、民屯两种，以兵屯为主，辅之以民屯，以整理绥远腹地为主，兼及周围。建成一处，移民一处，实边一处。具体项目有：疏通旧渠、开发新渠、筑城堡、修汽车路、设轻便铁路、设立新村、设立农业技术传习所等。并在绥远试行以工代赈开筑河渠。实施屯垦，开发绥远，巩固边陲，在这个问题上徐永昌与阎锡山不谋而合。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使屯垦计划只能“容即图之”而不可能付之实行。北伐之后，先是编遣会议上的争斗，接着，反蒋战争纷起，进而演成中原大战。随即阎锡山战败下野，远走大连。屯垦之事被搁置了起来。
1932年阎锡山复出，就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同年2月，以“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相号召，由绥远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义继任绥远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和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三人倡议，由各该师各拨编一个屯垦队（相当于一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之枪械服装，开赴后套屯垦。8月，大规模屯垦开始，大约有两团另两营的建制部队，参加垦荒种地。“屯垦部队之垦地面积，约为1200余顷，均系能耕种之熟地，如连生荒地计算在内约有4000余顷。”绥远屯垦初见成效，无疑为解放后新疆、内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边疆屯垦建设和巩固边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中原大战
1929年初国军编谴会议不够公平，不欢而散。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各方人士云集太原。极不情愿地被阎锡山拉上了中原大战的战车。在劝阻不能奏效之余，接受了指挥陇海线军事的任务（徐永昌任总指挥，杨爱源副之）。当时划归徐永昌指挥的部队计有：万选才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作战力量很靠不住），刘桂堂数千（作战力量尚不及万部），刘春荣近两万人（军队尚好，其本人不坚定），孙殿英近万人（在亳州被围，作战力尤差），石友三四万余人（军队很好），刘茂恩万余人（较万部为佳）；确实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晋绥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赵承绶骑兵军及几个炮兵团，共计十五万人。
在中原战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对形势作了一个总体分析，结论仍然是，如果张汉卿出兵相助则有可能胜，反之则必败。基于上述认识，徐永昌抱定“受命而来，全师而归”的主意。
折冲善后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蒋介石将黄河以北事交张学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径回太原，11月，阎锡山在蒋介石中央的逼迫下，准备出走暂避。阎锡山离晋前的两三天，特召集晋军所有军长以上的主官会议，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治安。
还在中原大战初败，徐永昌从前线撤回之时，汪精卫、陈公博、谢持等都在太原，冯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阳之峪道河。不久中央军入陕，陕甘诸马全变，杨虎城进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准备渡河来晋。山西方面有人以客军入境易生事端为由，主张阻其入境。徐永昌则说“绝不可；非但不可阻挠，并且要妥为接济。因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阎锡山出走大连，受命主持晋绥两省的徐永昌面临着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是乘机延揽旧部另立门户的考验。
阎锡山走后不几天，徐永昌即应张学良电邀，与商震赴天津，协商晋军整编事宜。在他的力争下，最后确定的晋军序列是：步兵四个军，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基本部队由原来的军改为师而组成——商震第三十二军由冯鹏翥、杨效欧两军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军由李服膺、杨澄源两军组成，杨爱源第三十四军由杨耀芳、王靖国两军组成，傅作义第三十四军由李生达军及傅自兼之军组成。另：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下辖三旅。骑兵四个旅，司令赵承绶。炮兵十团，司令周玳。其余原有番号的关福安、丰玉玺、张会诏、秦绍观等部均并入上述四军一独立师之内。如此一来，事实上，晋军原来的一军若干团变成了一师若干团，缩编仅是换换关防而已。
与军队的整编相比，经济问题更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后，约三、四个月期间，维持晋绥局面非常困难，尤其是经济。其先固然是兵多钱少，其后是队伍不整编好，张学良不发饷，而入晋的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等部粮秣杂费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队伍、番号虽缩小，而饷额并未大减，该支付的除军粮外，尚需一些副食及杂费等等，粮是实发，饷则因晋钞跌价，无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财政整理处留存的三、四百万元，一直维持到队伍整编好，发饷为止，度过了最困苦的阶段。
徐永昌自幼从军，不甘人后，刻苦向上，积劳成疾，酿成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肺结核，医生建议静养。然而政局动荡，人在“江湖”，难以置身事外。直到部队整编完毕，晋绥军政初步安定之后，才拨冗赴北平入协和医院治疗。这时，中原大战虽早已结束，但影响却并未根除，山西驻下了如许军队，华北人心不安，社会上遂流传两种谣言：其一，宋哲元联合中央，将不利于山西；其二，石友三联合华北将领要驱逐奉张出关。徐永昌身卧病榻，心中却日益不安。权倾一时的张学良亦颇感焦虑。于是，由李石曾出面联络，徐张在北平李石曾寓所晤，共同协商合作之计。张学良首先表示与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对眼前复杂的局势，只有与张学良合作，才不至再生大乱。在与张学良就奉晋合作安定北方达成共识后，徐永昌差其秘书长王均一赴大连专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表示赞成，并说：“此时我们总要有一朋友，犹之古代所谓与国，在北方互为犄角，才可安定。”不料，时隔不久冯玉祥函告徐永昌，说他与阎锡山及两广均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与此同时，阎锡山与陈济棠（时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也先后致信徐永昌，表达同样的意思。对于冯、陈他未予理会，阎锡山处则再派王均一转达前述之意见，并强调：“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
阎锡山倾向于与冯陈的约定，1931年春夏之间，一连几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坚持说，“不可这样反复。”最后，有张煦南衔阎锡山之命见到徐永昌后，千言万语，归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将奉张打出关去。徐永昌反驳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但我们还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战时）之势力，少了孙仿鲁（连仲）、张维玺，加上韩复榘，即是说一旦张汉卿退走，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轩、孙殿英、庞更陈、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如谓尚有粤桂与孙仿鲁等，其实十九年原有张（发奎）、桂（李宗仁）军及孙仿鲁，今仅添一陈伯南（因为孙仿鲁与韩复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埋怨，纵与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事端，而张则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彼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这是阎锡山此后打消了助石之念的缘故。
也在1931年春夏之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处、撤换县长、并秘密与南京接洽，激起晋绥将领的一致反对。7月20日，石友三于河北顺德（邢台）起兵反奉，华北将领无人附和。随即，商震军队离晋助张（学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间的8月5日，阎锡山以探父疾为名由大连飞回山西大同。次日，径返五台河边村。阎锡山归来事先并未通报，晋绥干部在感觉突然之余，自是兴奋不已，全国上下则反响强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担忧，张学良尤为不安，力主阎锡山离晋，蒋介石政府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也明确表示，阎锡山非离开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为阎锡山担保，阎锡山回晋后不几日，张学良即电约徐永昌赴北平会议。8月24日，徐永昌抵平。
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因丢失东北而成为众矢之的，自顾不暇，阎锡山的去留问题遂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后，徐永昌即进一步为阎锡山之复出而努力。这回问题的症结在蒋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着眼点放在了南京方面，仍然通过魏道明、郑毓秀的关系，打通关节。
1931年10月3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27日，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终于重掌晋绥军政。徐永昌的省政，于阎锡山复出后大多延续进行，其省政总体设计的构思，更进一步演变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进行了确有成效的实施。
参赞中枢
1932年10月，徐永昌应约到武汉面见蒋介石。
七七事变后，被任命为军令部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8年中他参与的全部重大活动，如娘子关的丢失责任，汪精卫投日对国家无损，对汪个人大损。22次会战的全过程（参见长衡会战词条的详细记述）皖南事变爆发时蒋的惊讶，对方先觉投敌的认知。
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
1946年6月，徐永昌即因病引隐为陆军大学校长，战局不利时出山为何应钦内阁国防部长，后来又帮助阎锡山内阁协调战事，1949年他还参与了傅作义北平起义后的苦肉计潜伏计划。
1948年任国防部部长；7月，晋中战役结束，解放军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兵临太原城下，7月22日，蒋介石亲自飞临太原部署保卫太原事宜，徐永昌随同前往，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访问太原，也是徐永昌最后一次回到山西。
1949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上将在台北市寓所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9月26日台湾发布褒扬令，28日举行公祭，蒋介石颁赐“怆怀良辅”挽额。
主要成就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盟国总受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举行，作为美中英苏四大战胜国，中国代表第二个出场签字。当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是外相重光葵和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上午9时（东京时间），签字仪式举行，由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投降书长一尺五寸、宽一尺，共二份。
在日方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签字完毕后。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字后，按照战胜国的顺序，第一个出场的是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第二个出场的是中国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第三个出场的是英国代表福拉塞上将，第四个出场的是苏联代表狄里夫扬柯中将。在同盟国四大战胜国签字之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高级将领依次签字。
中国政府的代表是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他郑重地在日本投降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3】
人物纪念
阎锡山送的挽联上写着：“事人忠而律己严，率部次桐封，旧帅盖棺方易帜；造诣深则所见远，扬威在国际，大猷登舰受降书。”
徐永昌上将褒扬令：“总统府资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器识弘远，志虑忠纯，早裕戎韬，为国宣力。历任师长、军长、总指挥暨绥远、河北、山西等省政府主席，治军敷政，迭著勋劳，而于抗战期间，膺任军令部部长，运筹帷幄，动协机宜，不伐不矜，厥功尤伟，赤氛既作，亟赴时艰，戡乱建邦，方资匡赞，遽闻捐馆，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恤，用示政府笃念勋荩之至意。此令。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院长陈诚。”
5、楚溪春（1896—1966），原名河，字晴波，河北蠡县北高晃村人，保定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阎锡山部晋军将领，阎百川的“十三太保”之一。1946年大同防卫战中以一个基干步兵师为主力，坚守45天，抵挡住了聂荣臻、贺龙两部十万人的攻击，一时名声大震，被傅作义邀请出任河北省主席，1949年2月，随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在文革中服毒自杀。
抗战胜利后，任南京军训团副教育长、沈阳防守司令官、河北省政府主席、北平督察总监。1949年在北平随傅作义起义。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参事，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兼副秘书长。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生平
楚溪春，1896年4月13日出生于直隶省保定府蠡县北高晃村。他父母早亡，与祖母相依为命。少时曾习诗书经义于村中私塾，因家庭困苦，祖孙二人常为学费发愁。当时清廷兴办新式陆军学校，公费供应食宿，楚溪春便于1910年底考入定兴县姚村之直隶陆军小学堂第3期（监督廖宇春）。1914年，升入清河第1陆军预备学校第2期（校长毛继承），编入第4连（连长李再兴）。毕业后经半年入伍训练，于1916年8月升入保定府清苑县之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校长杨祖德），编入步兵科第5连（科长王兴文）。1918年9月20日学满毕业，分发山西独立步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任见习官。楚溪春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每逢考试均名列前茅。
时山西督军阎锡山组建干部训练队，楚溪春与同学张荫梧、李生达、王靖国等调任队附。全队共有队附共36人，人称“三十六天罡”。1919年6月，干训队扩充为学兵团（团长荣鸿胪，上报陆军部番号为山西独立步兵第9团），楚、张、李、王等皆升任连长。未几，楚溪春奉陆军部调令，返回保定军校任第8期学生分队长。
第8期于1919年8月8日开学，校长杨祖德锐意革新，推行各兵科学生混合编队。但不久后杨病逝任上，继任校长贾德耀又恢复分科编队，楚溪春升任步科第1队少校队长。1922年7月第8期毕业后，改任第9期步科第4队队长。1923年8月军校停办，楚溪春应邀赴潼关，在直系的陆军第20师（师长阎治堂）任中校主任参谋兼军官教育团大队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战败，张作霖、冯玉祥等支持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第20师被执政府下令缴械编散，楚溪春于1925年1月改任京卫军第1旅（旅长宋玉珍）、即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在任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时隔不久，段、冯交恶，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命发动政变将卫队缴械，执政府随后倒台。楚溪春被解职后，在陆军大学里旁听了一段时间课。1927年1月，军校同学张荫梧出任山西军官教导团主任，以收容训练编余军官和轮训在职军官。楚溪春应其邀请，出任该团教育长，负责编制课程大纲，挑选各科教官，督考学员成绩等各项事务。
1927年6月，阎锡山率部参加国民革命，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张荫梧升任第7军副军长（军长阎锡山自兼，张负实际责任），楚溪春随之升任该军少将参谋长，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张荫梧、楚溪春率领的第7军归属左路军总指挥商震麾下，沿京绥线两侧向北京前进，在宣化与奉军主力汤玉麟、张作相、万福麟等部激战六天，终以众寡不敌，撤退至雁门关、铁角岭一线防守，挡住了奉军的猛烈反击。至1928年3月，阎锡山再次率军出晋，第7军与第5军组成联合军，由张荫梧、楚溪春率领由浑源向涞源急进，直插奉军侧翼。5月间，阎锡山部在满城方顺桥大败奉军，占领保定。6月8日，阎锡山第3集团军进占北京。而后，张荫梧出任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调任警备司令部所属宪兵司令一职，统领四营宪兵纠察京畿军风纪。后又增设两营宪兵，并增设宪兵干部训练班加强教育，轮训各级宪兵军官。部队编遣后，晋军第7军缩编为陆军暂编第11师，后改陆军第42师，张荫梧任师长、楚溪春任参谋长。
1928年12月，楚溪春又兼第42师第125旅旅长。该旅辖两团，系收容溃兵而成，纪律素称涣散。楚溪春上任后积极整训，短期即使官兵面貌焕然一新，为同僚所称道。次年2月，担任中国国民党第42师特别党部监察委员。1929年6月，国民政府为将孙中山灵柩迁往南京中山陵，举行总理奉安大典，楚溪春任起灵仪式第3纵队领队指挥。次年4月，第125旅扩为三团制之第25师，楚溪春升任师长，隶属冯鹏翥之第9军（系第42师扩编）。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后，第9军归晋军第4路军总指挥张荫梧节制，沿津浦铁路攻入山东省境内。楚溪春率部留守北平，并于6月起护理北平警备司令，维护地方治安。9月间，张学良率东北边防军入关，阎锡山、冯玉祥败局已定。东北军先头部队运抵北平时，楚溪春前往接洽，私下向奉军的先锋旅长、保定同学牟中珩表示“你们进到何地，我们就退出何地”。而后，将所属宪兵当月军饷提前发放，率第25师及宪兵1个营沿平绥线退回山西，驻守苇泽关。在此期间，曾被发表为察绥宪兵司令。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告终，阎锡山出走大连，张学良接管晋绥军，将其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楚溪春改任东北边防军第4军副军长、平绥铁路护路司令。1934年9月，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学习。1936年7月9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章。其间，阎锡山回晋复职，张荫梧出任晋绥军官教导团团长，楚溪春亦于1936年8月出任该团教育长，当时的学员对楚溪春的评价是“宽严并济，学识超人，经验丰富”。张荫梧脱离晋军后，他并没有跟着离开，8月26日，楚溪春正式被国民政府叙官陆军少将。
1937年8月，楚溪春自陆大毕业，晋升为陆军中将，任第2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副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并于1939年4月升任第2战区参谋长，曾参与忻口、太原各役之谋划。阎锡山对楚颇为赏识，第2战区长官部自临汾撤退时，楚溪春和阎锡山同乘一辆车，突然有几架飞机掠过，阎一手拉出楚溪春拥到山崖下躲避，可见当时两人关系之密切。
1940年秋，晋系第8集团军总司令兼山西省府第3行政公署主任孙楚，因维护山西省钞流通与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发生冲突。楚溪春奉派到阳城接任第3行署主任一职，着力缓解两战区矛盾。一次，楚溪春在第7区召集县长开军粮会议，遭遇日军扫荡，率领身边不到一营的卫队掩护附近民众向河南渑池逃难。到了黄河北岸白狼渡口时已经入夜，民众发现船只寥寥无几，顿时大乱。楚溪春拒绝了部下先行渡河的建议，命令官兵维持渡口秩序，自己则独步坡头指挥。百姓也平静了下来，万余人赶在日军杀到前安全渡河。
1941年初，阎锡山借成立“整军委员会”之机会将各集团军总司令召集到驻地吉县克难坡，收回各军、师指挥权，另设立南、北两路“作战军”实际指挥部队。3月6日，楚溪春以整军委员身份调任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北路作战军总司令，进驻孝义县兑镇兑九峪。日军进攻横岭关时，楚溪春令第43军赶赴第一线协助守军第17军战斗，其暂编第46师一鼓作气收复横岭关，坚守达一个月之久。1944年6月27日，获得四等云麾勋章一枚。
阎锡山对日手腕圆滑，态度暧昧，晋军前线战事并不频繁。几年中，倒有两件军事之外的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扣押杜任之。杜任之是山西大学教授，地下身份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讯员。抗战爆发后任山西省政府秘书、牺牲救国同盟会执行委员，派到孝义任第18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经济工作，和楚溪春相处甚得。1943年4月23日，楚溪春在战工会全体会上宣布“杜任之主任委员征粮不力，贻误军机，着即撤职调部，战工会主任一职由楚溪春总司令兼任”。而后屏除旁人，拿出密电告诉杜任之，阎另有一封密电称杜有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队叛变之嫌，即刻押送克难坡长官部关押。杜任之后来回忆，在押解的路上“我问自己：是不是楚溪春想把战工会的职务拿到手？但只一闪念即否定了。如果是这样，他不必兴师动众采取这种方式，而且他送我，给我看密电，分明是在对我说：你可不要埋怨我啊！”。二是修建水利。兑九峪地区水土不调，时洪时旱，1941年楚溪春以修建工事为名向长官部申领了一笔款项，组织部队和民众施工17个月，修建成一座长三华里、高一丈五、顶宽八尺，暗藏工事的拦洪坝。临近几县百姓树立了一座石碑纪念。阎锡山得知后，非但没有怪罪楚，还以楚的字号命名堤坝为“晴波堤”，亲笔题写这三个字送到孝义。谁想1943年夏天兑九峪一带又遭遇大旱，村民大办仪式求雨，相传楚溪春到龙王庙里指着龙王说“如果你真降了雨，我就请戏班唱戏；如果你降不了雨，我就将你碎身万段”。碰巧，当天晚上就下了大雨，楚溪春请来戏班唱了几天戏，并写了一副对联：“你降雨、我唱戏，各守信用；男耕田、女织布，共庆丰年”，横批：“风调雨顺”，一时传为佳话。
楚溪春是阎锡山秘密组织“同志会”的“发展高干”。到孝义后，被内定为阎锡山新建立的核心团体“铁军组织”委员之一。几个月后，在克难坡向阎锡山下跪宣誓，成为“铁军委员”。返回驻地后就开始发展外围成员。楚溪春以外省人的身份、1926年才入晋军的资历，成为同志会高干及铁军委员，与1918年毕业后就留晋的山西同学平起平坐，自然是靠阎锡山的信任与刻意提拔，同时也成为阎借以平衡手下、施展驭人权术的一颗棋子。
1945年8月9日，日本向盟国乞降。次日，楚溪春奉阎锡山之命率骑兵第1军（军长沈瑞，辖骑兵第1、2、4师）、暂编第47师、第7纵队（司令刘鹏翔）从孝义出发，沿汾河及同蒲铁路两侧北上，于13日抵达太原城郊小店镇，与城内日军交涉受降工作。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楚溪春于三天后进驻太原，为阎锡山返回省会做准备。随后率骑兵第4师（师长田尚志）北上，相继收复大同（9月3日）、朔县、山阴、岱岳、怀仁、口泉等县镇，与第12战区第35军在同城会师。而后，在大同帅府街原日本特务机关院内设立第2战区北路作战军总司令部，以总司令名义帖出布告：“日伪一切军政人员，要就地不动，听命接收，如有违犯抗拒者，给予军事处理”。在伪大同省公署设立大同领导组办事处，自任主任，第43军军长刘效曾、大同绥靖公署主任孟祥祉为副主任，分别担任军事、行政接收代表，另以白经世为财经厂矿接收代表，全面开展工作。
大同号称煤都，地处咽喉要道。楚溪春抢占大同，等于切断了八路军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之间的交通，为阎锡山与八路军争夺晋北占据先机。1945年10月10日，楚溪春获颁忠勤勋章一枚。到大同后，楚溪春收编伪军为山西省防军第5军，担任大同外围守备；以骑兵第4师担任城防。楚认识到所部战斗力有限，陆续放弃左云、阳高、浑源等县，将兵力集中在大同周边及同蒲铁路南线。作战上，不寻求与八路军野战部队交锋，而是频繁出兵突击其小部队，在大坊城、遇驾山、倍加皂、利仁皂、北劭庄、高山镇等地发生零星战斗百余次。大同城内甚至传起了“楚总司令心软、打八路不敢、只在城内一二三四瞎喊”的歌谣。1945年11月绥包战役期间，为了呼应傅作义部作战，楚溪春曾率军向丰镇出击，但未打通与第12战区的联系。此间，马占山的国民革命军东北挺进军在绥远遭八路军击溃，撤到大同整补，使守军略有所增强。
1946年1月1日，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947号宣布，楚溪春剿匪期间著有功绩，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可见接收大同对华北国民党政权局势的重要性。同月13日，国共停战协定生效，执行小组进驻大同，参加谈判的作家萧三对当时的楚溪春进行了一番白描：“楚总司令则穿一身黄而带绿色的呢子军服，他个子不高，有点黑胡子，光头，后脑有些疤，据说是少年时受过伤的痕迹。现在他五十岁了，但动作、说话倒蛮活泼”，张口说话就是“八年前贺先生是那样红胖的呵，真漂亮！哈哈哈……现在看来是老了些啦”。虽然已经年过五十，仍和三十年代《民国名人传》里所记载一样“慷慨爽英明，和蔼可亲，且善谈论”。谈判本身并不顺利，国共双方都希望在停战令下达前取得更大的地盘。1月13日前，楚溪春曾派省防军第5军王元令第13师、张佐汉第14师分别进攻左云、浑源，于14日将其占领，但八路军部队立即展开反击。这件事成为谈判中双方交锋最多的话题，最后于16日收复了两县的八路军成为胜利者，楚溪春命令两师部队退回原防。停战命令下达后，楚溪春2月起开始整编所属部队，至大同战役爆发前，第2战区北路作战军所辖部队计有：暂编第38师（师长韩步洲，参谋长张益川。1945年12月起以骑兵第4师及省防军第5军陆续整编而成，1945年编制乙种步兵师，1万2千余人）、山西省保安第2团（团长焦克敬。1946年6月组建完毕，第1、2营在大同，第3营驻忻县。8百余人）、大同市保安总队（总队长陈丰山。1946年6月以保安队及日伪军组成，3个大队2个直属连，2千余人）、第43军通信营、特务第2连（均为口泉矿警师一部整编）、暂49师战防炮连（1946年7月方组建）、保安第10团第3大队（大队长李可栋。前第10行政专员公署政治保卫团于1945年8月改编）、坦克车队（1945年9月编成，辖3个分队）、军鸽通信队（1945年9月组成），各县也组成保警队、爱乡团等地方武装。
1946年5月5日，楚溪春获颁胜利勋章一枚。6月，兼任第43军军长。同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解放军雁北第5军分区攻占了朔县、岱岳，楚溪春调暂38师第3团进驻怀仁，与之成对峙之势，并报请将失守两地的指挥官第72师副师长张汝龙枪决。此时同蒲路已被切断，大同形同孤城，成为华北解放军首选的攻击目标。7月19日，解放军晋察冀、晋绥部队10个团围攻应县，楚溪春调暂38师、保安总队及战车4辆向大同城外出击策应。7月31日，解放军晋绥、晋察冀军区5个旅又3个团，并附炮兵1个团，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指挥发起大同集宁战役。时楚溪春以暂编第38师师部及第1团、保安总队、坦克车队驻守城内，东北挺进军（辖骑兵第5、6师，代总司令慕新亚）防守北关至火车站一带，山西保安第2团防守南关，附近各县自卫团队防守城东、东南各据点。另暂38师第2团驻口泉、第3团驻怀仁。8月2日，楚溪春率军协同战车出击，策应怀仁守军撤向口泉。4日，出动火车将口泉各部撤回大同，美械装备的交通警察第16总队第3大队（大队长朱赓扬）也由包头空运至大同，守军实力大为增强。解放军于8月14日完成清扫外围作战，开始争夺近郊据点。常是夜间解放军以坑道作业突破阵地，白天守军出动战车配合步兵夺回，其中以御河东之沙岭、寺儿村争夺最为激烈。8月22日解放军攻至城外飞机场，守军东北挺进军骑兵第15团（团长海福龙）战地起义，旋即被守军反击夺回。至9月初，楚溪春指挥守军与解放军在城北火车站、面粉公司、电力公司一带进行反复争夺。解放军以大车挂上浸湿的棉被作为土战车向守军猛扑，突破火车站机房核心阵地，化名刘明的日籍指挥官阵亡，第二线的东北挺进军掘深壕固守，楚溪春以解放军志在必得，徒守城外无用，将该部撤回城内。几番争夺之后，城郊据点丧失殆尽。楚溪春亲赴西城墙上指挥外围南庙守军1个营撤回，但激战数小时仍未脱身，最后全营覆没。
解放军围城期间，楚溪春随身携带安眠药，睡觉时也把手枪压在枕头下面，准备一旦城破就自杀以殉，头发白了许多。到9月13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集宁击溃解放军主力，围攻大同部队于16日撤围而去。楚溪春抽调部队发起追击，20日与傅部会师于晋绥交界堡子湾。10月间，楚溪春又率守军主力4000余人与第12战区之第35军配合，占领阳高、阳春，全线打通平绥铁路，并曾一度恢复怀仁、岱岳。据《第二战区北路作战军绥靖第一年战史》，大同防守战中守军伤亡约二千七百人。12月26日，楚溪春获得二等宝鼎勋章一枚。
大同一战，楚溪春声名远扬，被誉为一代名将，但与大同军政各方却多有龃龉。有行医于大同的医生王珩，抗战期间为日寇走狗，在1941、42年制造冤案逮捕市民200余人，多被杀害。胜利后被逃生者和死难者家属辛国干、古典、苏贵、鲍月英等数十人联合检举，但因是大同行政公署主任孟祥祉的姨兄弟，依然逍遥法外。楚溪春在任宪兵司令时，就以“持法宽而不庇私匿”闻明，得知后立即将王珩逮捕，经过审判予以枪决，人心大快。但孟祥祉为此怀恨在心，将楚溪春秘书丢失批示文件图章一事诬为共产党特务活动，罗织罪名欲相加害。楚溪春无奈之下，只得把秘书遣散。行政方面已经不睦，军事指挥也不顺畅。楚溪春为第43军军长、守军暂38师则属第33军建制，师长韩步洲因此敷衍塞责，不听指挥。大同战役时前线要地沙岭告急，楚溪春于夜间1点命令韩步洲出兵增援，结果到了天亮前线也未见援军，最后失陷。原来韩步洲出城后干坐到天亮，以共军火力封锁为由又退回城内。楚溪春在大同于军于政处处不遂人意，又目睹故旧同学张荫梧、傅作义、陈长捷、鲁英麐等相继脱离晋军之事，也不免心生去意。
1947年8月，楚溪春应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的邀请，出任东北行辕总参议兼沈阳防守司令。楚只管指挥宪兵、警察，附近的驻军则由防守副司令、第6军军长罗友伦负责协调。陈诚是他在保定军校任教官时的学生，行辕参谋长赵家骧则是他的女婿，华北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是他的同学和老友，透过这一层关系，楚溪春建议并协助陈诚实现了从华北调兵增援东北的计划，一度缓解了东北紧张的军事局面。
当年年底，楚溪春再次面对学生运动。原因是陈诚为了紧缩开支，下令沈阳各高等院校一律停办，学生于1948年1月起进入冬令营参加军训。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各校学生有坚决反对的，也有表示军训可以，但绝对不入军营的，罢课游行不绝。有面对学生运动经验的楚溪春负责处理此事，只逮捕了几个带头的学生，开除了几个积极分子，就把事态平息了。
1947年12月，张垣、保定两绥靖公署合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出任总司令，原欲挽留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以留任主席，被其婉拒，改邀楚溪春前来共事。时东北战事正酣，楚溪春一时无法抽身来河北省任职,孙连仲数电强邀,1948年2月5日楚溪春才在北平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一职。此时的河北省政府辖县仅20余,仅保有南到保定,东北到秦皇岛、唐山,东到天津等铁路沿线之县。而省政府自1947年10月因保定局势紧张迁北平,从此省政府一直驻在北平铁狮子胡同原执政府。这里正是他曾担任警卫的执政府所在地，恍然间已过去22年了，物是人非，而国家依旧分崩离乱。不知道楚溪春当时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
主席后期
楚溪春到河北省政府主席任上后，河北省保安司令部改组，楚任省保安司令部司令。1948年10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酉铣电开：“奉总裁谕，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改以楚溪春同志兼任”。10月27日楚溪春正式接任中国国民党河北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后又任北平党政军督察总监。至此楚溪春集党政军职务于一身，权力达到极点。
在东北期间，楚溪春曾和中共东北局负责人之一的陶铸有所接触，到了北平后仍继续保持，由他的秘书刘士林直接与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张旭联系。但是刘士林因言行不慎，被督察处抓去审讯，楚表面上大发雷霆，暗地里却将刘放走，并送了五十块大洋。在此期间，楚溪春于1948年3月4日，获得三等云麾勋章一枚。
1948年末，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河北省属各县市接连告急，楚溪春身为省主席也无可奈何，只能给专员、县长和保安团长等发“死守不成就突围，突围不成就成仁”一类的电报，要他们好自为之。到1949年2月，北平和谈，楚溪春最终还是率河北省政府与傅作义一同接受和平改编，结束了长达40年的军人生涯。
晚年横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楚溪春于1950年2月16日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并担任西北区组召集人。担任参事的几年间，曾赴安徽、河南、江苏等省视察抗洪救灾工作，到东北等地调查乡村土改工作，到中南地区视察民族工作，到西北考察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等，足迹遍布全国。1954年12月21日，楚溪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于次年1月29日被免去政务院参事职务。此后，楚溪春于1959年、1964年连续被安排为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界别的委员，并担任第三、第四届民革中央委员，还曾担任过民革中央副秘书长。
文革遭遇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楚溪春遭到冲击，于1966年9月12日离开人世。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记载为病逝的，但未说明是何种病因，也有称服毒自尽甚至被红卫兵打死的。文革结束后，1980年1月3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他和仇鏊、黄雍、张振汉、康心一四位中央委员一同举行了追悼会。全国政协也于同年为他及王耀武、廖耀湘、黄绍竑、溥仪5位委员举行了追悼会。王、廖、黄均死于非命，楚溪春因何而死，似乎不言自明了。
人物评价
楚溪春生活简朴，待人和蔼，性格宽和。他小时候被乡里人叫“傻河”，多年后衣锦还乡，见到乡亲仍然说“傻河回来了”。在大同期间，上下班、开会、视察阵地常骑自行车，多次叮嘱卫士不要阻拦想见他的民众。一次他发现一名被俘虏的八路军战士是河北老乡，当即予以释放并给了回家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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